十八世纪欧洲文化中的中国风（2）

第三，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主要表现在法国思想家的身上。兴起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客观上为新兴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舆论准备，直接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所有的主要国家，但中心在法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核心。这个学派是创始性的，有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维尔、魁奈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至今仍然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他们的关注点涉及到各个领域。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矛头指向基督教统治，主张自然神论。

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挣脱了神的统治，确立了人的尊严。但那时候，教会势力仍非常强大，人们不敢公开提出反对上帝，反对基督教的口号。马克思说，人们只能战战兢兢的请出古代的幽灵，来为自己壮胆，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而启蒙学者们敢于公开这么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们认为，基督教用谎言蒙蔽了世人，掩盖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基督教统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欧洲。

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们从传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一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中国很快产生“热恋”，其中最热烈的是伏尔泰。伏尔泰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这是他在《哲学辞典》里讲的。他用中国的历法驳斥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因为根据圣经《旧约》记载，人类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与繁衍有50个世纪以上，就是我们讲的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而且他认为人类的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而且早就遥遥领先。于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教徒。他说，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他称赞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混乱，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旗帜。伏尔泰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成就的神奇。他说，世界各民族中惟有中国的《史记》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汇。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作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宗教。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只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这里有段插曲，伏尔泰曾经结识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二世，在他的影响下，腓特烈大帝对中国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他的“无忧宫”的“逍遥园”里盖了一座“中国茶亭”，成为皇家园林里醒目的一景。

百科全书学派的另一个主要成员就是霍尔巴哈。他是了不起的一个学者，撰写了376条百科全书的条目，应该说是当时百科全书的初创者。霍尔巴哈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的良策。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并且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楷模”。

狄德罗与上面两位同仁的思想是相近的，在他的视线里，中国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他把孔子与古希腊的圣哲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孔子与荷马相比，荷马不过是“糊涂虫”。

波维尔也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看作欧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见，当年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坐标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除此以外，中国的科举制度也普遍受到肯定，认为这铲除了贵族的世袭制。中国帝王有世袭的权利，一般的达官显贵没有这个权利，但欧洲的达官显贵是代代相承，这个观念非常的牢固，欧洲好多国家如西班牙、英国、瑞典都还保留王室制度，国王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领袖。科举制度铲除了贵族的世袭制，每个人靠自己的本事，“学而优则仕”。当然，欧洲的达官显贵世袭制之下，真正有才能的人也还是可以取得贵族身份的。比如德国歌德、席勒以及英国建筑师N·福斯特都取得了贵族身份，这只是极少数的人。

启蒙思想家中还有一个学派是“自然主宰学派”（重农学派）。这个学派主张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权，这实际上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回归自然”观点的延伸。当很多人对工业化津津乐道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出了人类的危机。这个“重农学派”的主张是欧洲的中国热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它的高潮是18世纪60年代，创始人是法国的魁奈，他于1767年发表了《中国专制制度》这篇文章，肯定了中国实行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获得了“中国的孔子”的声誉，他的《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在他看来，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依据，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学生继续鼓吹他的思想，并且认为这是遵循孔子的教导，继承他的衣钵是继承孔子的教导，实现他的敬天爱人，抑制私欲的道德准则。

还有一位重农学派的改革家叫杜尔戈（1727一1781），他曾经当上了法国财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国，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改革。那时他认识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正要回国，杜尔戈挽留他们再待一年，让他们熟悉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并且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对中国的劳动资本、赋税等农业经济问题，造纸、纺织、印刷等工业问题，乃至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这两人回国后根据提纲把了解的情况，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同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收集丰富的资料寄回法国。这些人主要对水稻、茶叶、桑树栽培方面进行了研究，另外也将一些优良的种子寄回去。在整个18世纪，因为某些学派重视农业，所以中国的花木嫁接技术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园林建设。

总之，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为人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对这份遗产要加以珍惜，因为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世界上最长的，而且是经验最丰富，遗产最丰富的文明。

第四，文学、艺术激起的反响。

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讲，颇为遗憾的是西方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学者，几乎是没有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尽管中国文学非常丰富，但是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才开始传播到西方。它的第一个引领者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文学家，而是一位英国商人詹姆斯·魏金森。他曾经在广东生活了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像《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等。这部合集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刊印了出来已经是1719年的事了。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1732年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翻译了出来，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伏尔泰对《赵氏孤儿》非常欣赏，1755年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的晋国，是一则舍生取义、替友人救孤复仇除奸的故事。伏尔泰是个人文主义学家，他把这个故事挪到成吉思汗的时代，想用这个故事来感动成吉思汗，使他从一个以血腥征服为能事的暴君转变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懂得体恤老百姓的好君主。

几年之后，在18世纪60年代，中国“十才子书”里面的第二本《风月好逑传》除了英译本以外，也有了法国译本和德国译本。但中国文学在德国大作家当中首先引起反响的也是《赵氏孤儿》。歌德在1781年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这个剧本，他认为非常深刻动人，并想着手把《赵氏孤儿》跟《今古奇观》合起来改编成一个剧本叫《艾尔彭诺》，可惜没有能够完成。歌德是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愿景的人，也是最早、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说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视野非常广阔。歌德把他的眼界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歌德早年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晚年对中国的好印象也是通过文学作品才得到的，先后读到的文学作品有《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赵氏孤儿》。尽管这些作品除了《赵氏孤儿》都不是第一流的作品，但歌德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从中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们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孙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尽管歌德知道这些书“肯定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他相信“中国有千百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里生活呢。”

歌德还把中国诗人与法国诗人贝朗瑞做了对比，他指出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诗人却正相反……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期地存在下去。歌德对于中国人最善于克制这一点非常欣赏。除此以外，他还根据中国的一些诗歌主题，写了那些小诗，慢慢结成一个集子叫《中国晨昏四季杂咏》。

歌德的伟大盟友席勒比歌德小10岁，但是比歌德早死30多年，1805年就去世了。这两个人在1794—1805这10年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两个人合作写东西，把德国文学推向了高峰。歌德的《好逑传》很可能就是从席勒那边得到，因为席勒有个朋友就是《好逑传》的译者，这个译者曾经在1794年送给席勒一本《好逑传》。席勒看了这本书以后非常地感动，但他觉得这个译本不太好，所以他想改写一下，并和一家出版社签约、计划在1803年—1806年完成，可惜席勒在1805年就去世了。1782年席勒23岁时因为《强盗》的上演而一举成名，曾经改编了意大利戈茨的歌剧《杜兰朵》，因为其中有个中国公主，这也是席勒改编这个剧本的因素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