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广程：影响戈尔巴乔夫信仰变化的原因（2）

（一）戈尔巴乔夫等人很早就成为信仰上的叛逆者

那么，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信仰危机的呢？戈尔巴乔夫在大学时代就在信仰问题上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戈尔巴乔夫下台后曾经明确表示：“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可以将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因为社会主义被‘歪曲’了。”“期待和发起改革运动的动机，也是出于‘想把现实与理想变得一致’！修正‘社会主义的变形’！这是在学生时代就在我们这一代所产生的一种憧憬与祈愿！”[6]他还说：“与许多人一样，在我的内心深处，很早以前就萌发了一种期待着变革到来的意识与希望。”“当然，对于人生问题开始进行深入的思考则是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是大学时代对我们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结果。并且，从那时候起，我就以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眼光去观察过去，思考未来。”[7]他还说，“活生生的现实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学习生涯之中，连那些书籍里所宣扬的社会观在这些现实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一触即溃”[8]。他还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横断面也了解得愈来愈清楚，因而，我的疑问也随之渐渐扩大”[9]。这表明，戈尔巴乔夫早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共产主义信仰还没有来得及坚定就开始动摇。他“以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眼光去观察过去，思考未来”，将当时主流“社会观”看成是“苍白无力，一触即溃”的东西，随着年龄增长其疑问逐渐扩大，所有这些都表明戈尔巴乔夫早就成为共产主义信仰的叛逆者了。

雅科夫列夫的信念缺失是在他去美国进修回国之后。他说：“至于说到信念，那么有关信念的情况，要比我的论敌们所设想的情况复杂得多了。我是20大之后去美国的，当时我比较年轻，具有非常矛盾的思想，在我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我回国了，尽管在思想问题上已向右转了。”[10]“因此，从我个人方面来说，我的世界观改革早在社会改革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尽管还不是彻底的改革，但我已做好了进行彻底改的准备。”雅科夫列夫没有回避他是叛逆者的命题，他甚至明确而坦率地承认，早在60年代他从美国进修回来思想就已向右转了。他的“世界观改革”早在苏联改革之前就完成了。可见，雅科夫列夫是怀着一颗非马克思主义、非共产主义思想之心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遗憾的是，当时的苏共中央已经失去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能力。不过，到1991年“8.19”事件前夕，莫斯科一些基层组织对雅科夫列夫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了驳斥：“我们认为共产党员雅科夫列夫身上的共产主义已所剩无几了，只有他以前挂有列宁肖像的办公室墙上两三颗钉子那么多了。”

叶利钦更是如此。1989年叶利钦参加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一举获胜，开始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领袖。1987年叶利钦被逐出苏共中央政治核心圈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局势，将公开攻击苏共作为攫取政治资本的途径和资源，发泄自己对苏共的不满。早在1989年叶利钦就在美国表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1990年叶利钦说：“事情并不在于‘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还是人道社会主义，或者其他什么社会主义，事情在于实质，在于人权和选择自由。”“当我说共产主义对我来说是某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并说我不准备议论它时，就有人批评我。可是今天又谈得上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呢？现在还没有为人们创造起码的条件。”1990年月25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上表示：“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经典著作家所说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经典著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虽说社会主义曾是各种各样的。存在过发达社会主义，存在过国家社会主义，存在过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各种类型，我不主张那种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我们的水平上来看，也许，我们正站在社会主义的某几个入口处。”叶利钦1991年3月15日在俄罗斯电视台的讲话中说：“苏共领导人和俄共领导人喜欢说，74年前作出了社会主义选择，这是我们的命运，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这条道路。这种信念不是没有争议的。问问现在活着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选择的态度，而不是援引祖先的意见，就会更真实些。”叶利钦是在1991年苏共28大上主动退党的，但实际上他早就在共产主义信仰方面成为叛逆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