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村因素,雅科夫列夫后来也回忆说:“可是,从前线回来之后开始产生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在我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到处可见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继续掠夺到颗粒不剩,城里把旷工和上班迟到的人关进大牢,而在农村则把拾麦穗或拣拾扔在地里的已冻坏的土豆的妇女关押起来。”他们当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农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第二,农村的政策是错误的;第三,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农村没有体现出来,简直就是说教。一言以蔽之,雅科夫列夫完全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2.苏共二十大对他们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谈到他们信仰发生变化时都公开承认苏共二十大对他们的巨大影响。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说:“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戈尔巴乔夫说:“我是共青团的干部,为什么会对苏共二十大心存感激、积极地参与揭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呢?我想由此也可找出其缘由吧!”他所说的缘由就是斯大林农村政策所造成的结果。雅科夫列夫也表示:“当然,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出席了这次大会,我当时是苏共中央学校部的指导员。”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对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巨大和深层次的影响。
二、与“斯大林主义”决裂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逆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叛逆,究其原因,都是从错误和扭曲地判定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开始的,进而上升到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再进一步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这是他们世界观和信仰发生变化的基本思维逻辑。他们都承认,早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他们就对斯大林的政策产生怀疑,进而在理想和信念问题上发生动摇。
(一)戈尔巴乔夫在斯大林问题上观点的变化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仰变化,最初源于对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反思和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变化过程。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是两分法的。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苏联历史问题,其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两点论的。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在思想斗争中捍卫了列宁主义,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阶段的战略与策略,政治方针得到大多数党员和劳动者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还为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方针进行辩护:“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道路——不依靠外国贷款,不等待靠发展轻工业进行多年积累,而是立刻把重工业推向前进。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条唯一可能的道路,虽然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充满难以想象的困难的道路。这是一个创举,它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当做经济发展的合力。工业化一下子把国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到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欧洲首位和世界第二位,苏联成了真正的工业大国。这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劳动功勋,是被解放了的劳动的功勋,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功勋。”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批判了斯大林破坏法制现象:“就在这一时期,同剥削阶级敌对反抗作斗争时期用的那套方法被机械地挪用到和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条件已起了根本的变化。国内形成了偏执、敌意、怀疑的气氛。后来,这种政治实践扩大了,并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理论’。”戈尔巴乔夫将斯大林破坏法制行为视为犯罪:“所有这一切都对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起了致命的影响,带来了沉重的后果。十分明显,正是由于缺乏苏维埃社会民主化的应有水平,才使个人崇拜,使30年代的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成为可能。坦率地说,这是在滥用权力的基础上的真正罪行。成千上万的党员和非党人士遭到了大肆镇压。同志们,这就是痛苦的真相。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威信遭到了严重损害。我们也应该坦率地说出这一点。为了最终地和坚定不移地确立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必须这样做。”这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来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批判比较尖锐的一次,上升到了“真正罪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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