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广程：影响戈尔巴乔夫信仰变化的原因（4）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以前还不能不这样表态的话，我们再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之年的表白。1991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忠实于社会主义选择。“有人说，如果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侈谈什么选择。这种对关于社会主义选择的提法的嘲弄说明什么？我应该说，在这种傲慢的嘲讽的背后或者是无知，或者是另外什么东西，须知，通常讲这番话的是一些博士或者院士。不，当然问题不在于无知。不能相信，民主派的思想家们在批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对世界上蓬勃发展的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会一无所知。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存在着各种国际性联合组织。”“我常常受到指责：别再赌咒发誓说你是共产党员、赞成社会主义选择了。可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不是那种昨天在这堆篝火旁烤火，今天又在那堆篝火旁烤火，而且感到在哪里都一样愉快的人。人的道德、良心、信仰因人而异。对于我们来说，社会主义选择，这不仅仅是象征与过去有联系的套话，而是关于未来的非常鲜明而又准确的概念。”请注意戈尔巴乔夫此时所谈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原来他所谈的“社会主义”概念了，而是民主社会主义。他原来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篝火旁烤火，现在他却在“民主社会主义”篝火旁烤火，而且感觉还很愉快。他说他赞成社会主义的选择，但他实际上所指的却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择。作为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戈尔巴乔夫在偷换概念，错指目标。

1991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另一个场合再次表示：“我可以对我亲爱的党内同志们再说一遍：无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讲堂里我都可以毫无拘束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并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像通常说的，我将至死不渝地坚持这一点，我将始终信仰这一思想。我的选择很久以前就作出，并且是最终的选择。不仅我，而且我的祖父和父亲也都作出了这种选择。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总统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不应该接触各种政治派别和那些大概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代表人物。我们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看到这一点，而不应该怀疑总统的政治立场。”戈尔巴乔夫在上述论述中给我们刻画的是一幅十分动人的画面：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十分坚定的，他已经作出了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是始终如一的，他坚守这个问题的原则性，他是一位坚持原则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戈尔巴乔夫既然早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为什么还要将自己隐藏起来，将自己装扮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他后来自己解释说：“然而，一方面我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此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另一方面，这种体制的结构成为我的‘反面教员’，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能为未来做出更有意义的大事，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我的能力。”他所说的“未来作出更有意义的大事”指的是什么呢？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要将苏共改变成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改成社会民主党，改成议会党。他所说的“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我的能力”，现在看来就是利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竭力推行民主社会主义。

（三）影响戈尔巴乔夫等人信仰变化的两个重要因素

从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所展开的批判和攻击，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及其政策的痛恨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戈尔巴乔夫错误理解和解读斯大林及其政策，是其信仰发生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对戈尔巴乔夫等人信仰的动摇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1.农村的背景对他们的影响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恶感从战后就开始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农村的状况中得出了深刻怀疑的结论。“‘在农村中成长的背景’具有重要意义。”戈尔巴乔夫说：“在农村中长大的我，曾亲眼目睹并亲身体验过斯大林时代那种将农民当做农奴来对待的现象。”“成日尽是劳动，却没有任何的报酬。与城里人相比，农民出身的人们，对于当时的体制抱有许许多多的疑惑，这也并非偶然。”“是的，与在城里长大的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不同，‘集体化啦’，‘集体农庄制度’啦，这些概念对我来说是很真实的事，而他们却无切肤之痛。‘集体农庄’及‘集体化'是何等的不合理，这是我从自己的体验中得以了解的一面。”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农村的不合理，将农民当做奴隶看待，城乡差别巨大，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他们信念发生动摇的因素。“归根到底，改革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对于集体农庄化，我与城里长大的同学们的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通过自己的双亲、祖父母们所经历过的严峻而又真实的体验，我对之是持否定态度的。”戈尔巴乔夫说出了自己对农业集体化的否定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不是他上台后或者下台后才形成的，而是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的。“在我们所住的普里奥利诺耶村，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有一半左右的村民死于饥饿，全家饿死而绝户的家庭竟达数百户……”“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至少是从1941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那些破烂不堪、破败的农舍依然残留在村子中。”“我的祖父安德烈生有六个子女，其中有三个饿死了。而他自己则在1934年春天被逮捕了，理由是他未能完成播种的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怠工’。”戈尔巴乔夫将其家族在斯大林时期的不幸境遇放大了，这种放大和扭曲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