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广程：影响戈尔巴乔夫信仰变化的原因（9）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列宁又是一位狂热的信仰者，他是一位教条主义者，同时又崇拜雅各宾主义与革命恐怖主义。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也无法理解，我所得到的精神上的经验、世界观与他却是完全相反的”。戈尔巴乔夫道出了问题的本质，他在精神上的经验、世界观都与列宁完全相反。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与列宁是完全相反的。“但在有关伦理道德与政治的相关问题上，我与列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是有决定性、并且是鲜明的不同想法的。没想到这关系到可以说是突出了我的‘新思考’的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其中，对于那些强迫民众去作出牺牲的政治思想，亦即将在现实中活着的人们的生命与幸福当做赌注或资本，以抽象性的理念去牺牲他们的做法与想法，我是坚决反对的。”戈尔巴乔夫反对列宁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和做法，他所提到的“抽象的理念”实际上是指列宁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理想。戈尔巴乔夫拒绝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各种行动和追求，这只能说明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抽象地否定列宁及其列宁思想，抽象地承认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随后具体地否定列宁及列宁思想，具体地否定列宁为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一切，所有这些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信仰方面和世界观方面都远离了列宁的思想及其事业，远离了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目标。戈尔巴乔夫这种背离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不可能去继承列宁所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

戈尔巴乔夫强调，他的思想与列宁思想的不同之处，“从改革运动发轫之初，我们就强调指出，尽管原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中也提倡和平共处，但新思维外交将具有与之不同的意义”。“列宁之所以提倡和平共处，是因为当时新体制刚确立，他这是为争取时间获得独立所采取的一种休战战术。列宁始终确信，世界上的任何一国迟早会实现共产主义。”“是的，列宁反对输出革命以及为此而作的准备工作，是因为他相信，资本主义终归会衰落而自行灭亡。”“在列宁的和平共处的思想的背后，有着一种世界大同的思想，所有的国家都要置于共产主义体制之下，社会的形态只有在马克思所创建的样式中才能存在——他一直抱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在构思新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时，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是承认多种多样的选择途径这种与列宁完全不同的哲学。人类文明的成长过程启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倒也坦率，他不回避在对共产主义信念方面，他与列宁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

（四）对十月革命的深刻怀疑

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时期盛赞十月革命，但他在下台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却对十月革命提出了怀疑。虽然他依然认为十月革命是必然的，但他认为十月革命具有历史的错误。他说：“俄国从20世纪初开始就孕育着革命，但这决不意味着这次革命应该在破坏性如此大的和全然是启示录式形式中去进行。”他还说：“如果把十月革命、它的进程和成就同它的代价对比起来思考，如果与其他革命的经验比较起来思考，就可得出一个结论：对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大问题还值得进行认真的研究。”言外之意，十月革命的代价过大。他对十月革命提出了反思：“但主要问题是：这些革命，首先是十月革命是否提供了最佳地解决当时已经或正在成熟的社会任务的范例？它们是否‘提出了’最有利于社会的解决现实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方式？还有，它们是否真正实现了所允诺的东西？”

四、戈尔巴乔夫的“马克思主义”观

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批判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反思列宁及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

（一）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就将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

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过批判。1989年他表示：“现在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尽管马克思是首先看到在科学技术和科学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和社会力量方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的人，但是他也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只是他知道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他没有推测除两种社会制度在庞大的国家集团中长期共存，这种共存促使资本主义自我完善，接受社会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经验的大量因素，使政治制度民主化，这些情况的综合，使资本主义能够具有更大的力量，也能适应时代的挑战。”这时期，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一种反思的态度，还谈不上明确的批判。但他下台后则无所顾忌。

（二）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空想的学说

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不仅深刻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而且深刻怀疑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作用。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明确表示：“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现实产生了相互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腐败没落’没有出现，代之而起的是日本以及西方先进国家所取得的前所未闻的科学技术及物质文明的进步。”“至改革运动前的80年代初期为止，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证明出‘大规模（公有制）集团生产’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论述表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不符合现实的，甚至与现实相矛盾的理论。戈尔巴乔夫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实之间、人道主义理想同实践之间的越来越大的脱节，是这一过程的另一个结果。官僚主义的生硬的统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按自己的规律起作用。而理论应当完成被曲解了的意识形态职能，创造这些行动‘正确性’的幻想，证明实践正确，在社会意识中描绘社会主义的完善的模式，好像这种模式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系给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与时俱进的学说，而将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的任务无疑需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去不断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苏共最高领导人不去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苏联的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不能科学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苏联改革的具体实践，却在苏联解体之后强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脱节，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理应既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随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践进程运用到实践中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但很遗憾的是，他不具备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时的苏联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犯了很多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从而导致苏联垮台。而他下台后却大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脱节，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