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与民生指向

今年经济工作的基调主要突出两点，第一就是稳中求进，第二就是民生指向。稳中求进表现在调整保八的经济目标，民生指向表现在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后我们再谈谈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决策的目的和依据

稳中求进，这个“进”在今年两会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把讨论了几年的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决策付诸了实践。应该说，保证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的这个目标从1997、1998年金融危机提出至今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了，是相当深入人心的一个目标。外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是这么描述这个目标的：这简直是已经成了中国政府一个图腾式的标志。但是，今年把保八的目标改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是7.5%，那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率目标这项决策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

首先，我们确定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想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是什么？一个基本目的就是确保新增劳动人口就业。当初为什么提出保八的目标？因为经过那几年的实践和核算，推算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否则就不能够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这是我们公开宣称的要保证就业的目标。还有一个没有明确说出来的目标、但实际上是更加重要的目标，即要保证我国经济增长率横向比较要高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要高于与我们国家竞争相当激烈的一些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实现我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飞跃的目标。这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实现自己目标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时候，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说：“社会主义（实际上指苏式赶超战略）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称呼，即“赶超战略”。所谓“赶超战略”，如果没有横向比较的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那么“赶超”两个字就完全落空了。

这是我们确定经济增长率目标的两个基本目的，另外还有一个补充的目的就是，如果在经济社会遇到重大冲击的时候，经济增长率目标还应该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克服危机。在1997、1998年整个市场上人心动摇的时候，保八的口号和目标的提出确确实实在当时充分发挥了凝聚人心、稳定市场预期、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

当初，保八目标的提出也充分考虑到了它的可行性。

我们看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实际。从1953年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到2011年，总共是59年的时间，其间我们经历了朝鲜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越南战争、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大跃进和文革政治运动的干扰、89年政治风波的冲击等。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干扰，但按不变价格计算，这59年里面我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23年低于8%，其余36年全部都超过8%。1978年到2011年的34年时间里面，中国有一半年份也就是17年的实际GDP增长率达到或超过了10%，有7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在9%和10%之间，有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在8%到9%之间，只有7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低于8%，分别是1979到1981年“洋冒进”失败的3年、1988年到1989年是由于经济过热、彻底整顿及政治风波造成的，以及东亚金融危机冲击后遗症的1998年到1999年。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9%，而且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9%到10%之间。新世纪以来的12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除了2000年和2001年之外都超过了9%，而且还有6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

既然当时制订保八的目标是有坚实的可行性的，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要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

第一个原因，从我们原来制订经济增长率目标的目的来看，制订经济增长率目标的首要目的是要保证就业，恰恰是在就业问题上，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即使我们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也足以创造足够多的新增就业机会。

我们先来看看城镇登记失业数据。目前从增量上面看，城镇登记失业数据还不算太少。1978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是530万人，失业率5.3%，2011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继续保持在4.1%，还比较高，但好像和1978年的数字相差不是太多。这种账面数据比较是有可能误导人的，因为上世纪90年代及以前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没有考虑众多的隐性失业以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而且当时就业比较难，就业者中挑剔工作条件和薪酬的人比较少，登记失业者都是实实在在难以找到任何就业机会的人。现在隐性失业者和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了。而且现在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摩擦性失业，是因为季节性或技术性的原因，或对工作条件和薪酬不满意而引起的失业。所以，从账面上看2011年城镇登记失业仅比1978年低1.2%的百分点，这是相当误导人的。这一点，我们从珠三角、长三角一直蔓延到内地的民工荒就可以看出来了。去年年底我们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1%，今年提出的目标是控制在4.6%以内，在这个目标值以内是能够保证社会比较稳定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用追求太高的经济增长率。

同时，我们的人口结构问题也在降低继续全力保八的必要性。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走向枯竭。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人口红利带来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世界主要大国里一直是最好的，也就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而且这个比例与其他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推广、普及了基础教育。正是这种人口红利保证了这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对中国奇迹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随着非农产业部门吸收了农业部门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耗竭，所谓“刘易斯拐点”必然是会到来的。而且实行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会加快这个拐点的到来。

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中，来自于农业部门转移的新增劳动力作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很多中部地区的农村里，成片成片的都找不到青壮年劳动力。曾经有部门在河南、安徽、湖北等几个省连片的一千多个村庄走访、调研，调查者形容那里好像是经历过战争一样，走了上千个村庄几乎见不到19岁到40岁的男人，一般只有经过战争以后才会有这种状况。但这是和平年代，那个年龄段的男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看，中国新增的劳动力数量最近这几年可能就要见底儿了。沿海地区的工厂原来用工人非常挑剔，招男工人只要19岁到40岁之间的，超出40岁的就不要，这两年开始调整了，40—50岁的也招了，要不然就招聘不到人。

另外，从各级学校招生人数看。由于我国基础教育入学率是100%，从各级学校招生人数的走向，可以判断新增的劳动力是增多还是减少。我们看到，近几年各级学校的招生人数开始减缓。首先是小学，普通小学的招生人数1980年是2943.3万，1994年是2537.0万，然后连年下降，2009年只有1637.8万，比1994年差不多少了1/3。而普通中学招生人数，1980年是1934.3万，2003年达到最高峰是2947.4万，2009年已经下降到2616.7万。入学招生人数减少的趋势，首先是小学，然后是中学，几年前高考的人数也在减少。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预示着中国新增劳动力见顶的情况正在到来，这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那么高的经济增长率也能为新增的劳动力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个原因，中国GDP增长率的国际横向比较优势非常显著，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GDP的增长率优势也不会根本改变。而且新世纪初世界经济迅速增长时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段比较长的萧条时期。

在比较中国GDP横向比较优势的时候，可以从1992年到2001年平均增长率和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实际来看，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率都是全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多到3倍多，最多年份是全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