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与民生指向（3）

社会福利下降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经历了国家解体的前苏联国家，就是中国这个“优等生”在社会福利的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下降。比如，197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名列全球第一，但在改善教育、健康方面，中国在135个国家中排名第79，这与经济增长率的排名相差太远。而且在列举的135个国家里，只有10个国家现在的毛入学率低于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很遗憾的是，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健康和教育支出有所下降，1990—2006年发展中国家健康和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平均提高了16%和19%，但1990—2005年，104个发展中国家中健康或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份额下降的国家竟然多达75个。像印度，近10年号称“印度大放光芒”，但就是这10年里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1997—1998年度是174公斤，2003—2004年度降低到151公斤，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印度最低的水平，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没有太大的改变，以至于印度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甚至比GDP不如它的越南等国还要高。这种情况警示我们要花更大的精力和投入来改善民生、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第三个问题，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遏制利益集团孳生壮大的治本之道。

利益集团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的情况都相当多。

在发展中国家，举个例子，这几年“货币战争”这个词非常流行。按照一般情况来说，“货币战争”是这样的：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降低本地汇率以促进出口，这是各个国家常用的手段。但加纳和秘鲁两个国家的政府曾经为了促进出口和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采用货币贬值的手段，却使得这两个国家的政权发生了非正常的更迭。既然货币贬值是促进出口、带动产业发展一条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而且加纳和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小国，不像中国会有美国等其他的国家盯着，对它群起而攻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两个国家国内的高收入群体、利益集团，基本上不消费国货，都是消费比较贵的从西方进口的消费品。本地的汇率贬值，就意味着他们的消费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触犯了他们的个人消费利益，于是，本来这个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手段，却造成了这两个国家政府被颠覆的结果。这是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权的极端的例子。

在发达国家，利益集团攻击政权的事情一点都不少见。奥巴马想改革一下华尔街，结果给他招来了很多攻击。他在2010年9月的一次公开演讲时明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像在谈一条狗一样。”他说这些话可能是很委屈、很悲愤，但我建议他为此感到恼火的时候，不妨读一读罗斯福的传记，因为罗斯福在新政的时候，遭受的攻击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罗斯福上台的时候推行新政，他的一个朋友说，如果他不能成功的话，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也就是最后一个总统任期，以后政治前途就没有了。罗斯福说：“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 罗斯福新政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美国的大资产阶级。但经济稳定下来之后，那些大资产阶级就猛烈围攻丑化罗斯福。那些名流在一些公开场合上，对罗斯福的攻击丑化非常超越底线，甚至一个书店老板说，罗斯福演讲集的封面只有用他自己的皮当封面来装订，本店才能代卖。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和领袖的攻击和绑架，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国家一些利益集团的发展，也让社会凝聚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应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没有及时同步，这样对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已经造成了裂痕。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奢靡铺张似乎日益成为值得大张旗鼓炫耀的东西，以致于妨碍奢靡铺张生活方式被某些人理直气壮地抨击为罪过。这种思维方式的人要是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那社会最终不出问题才怪！

所以，为了我们的长治久安，为了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利益集团的问题，而且要兵不血刃地消解利益集团的挑战，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与掌握强大经济、政治力量的利益集团直接对抗，往往要付出社会动荡的重大代价。但如果通过种种方式分化原本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削弱其政治经济力量根基，便可以消除挑战于无形。假如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某些当前掌握着巨大经济资源的利益集团完全有可能运用这些资源招揽群众，对抗国家政权。如果大力推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原来有可能为利益集团所用的群众绝大多数便会依托这些中央政策要求取得更合理的收入和财富份额。这样一来，利益集团招揽群众对抗政权的能力就会大幅度瓦解。如果收入分配格局改善之后，当前利益集团掌握的经济资源份额就会大大下降，更不可能和政权对抗了。

第四个问题，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不等于“仇富”。（略）

第五个问题，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可持续途径。

第一点，防止走上希腊式分光吃净的福利覆辙。因此首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2012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在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部分，强调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改革，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在劳动的过程中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而不是追求过度福利。追求过度福利，只是消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活力的方式。

第二点，通过财税制度改革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实施结构性减税。这对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减轻税负是非常有意义的。

财税制度改革，要避免优先减轻高收入者税负。这两年，社会上面减税的呼声比较高，这些主张不一定都是合理的。有些减税呼声的主张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初衷是南辕北辙的，这些主张不但没有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里面的份额，反而是提高高收入者群体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其中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减税的主张所占的比重太高了。比如，关于奢侈品减税的话题。这个话题炒得非常热，对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不是说完全不能减税，但要求那么大的减税幅度，还打着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旗号，这完全是胡闹。

比如，有一次某周刊一篇关于减税的报道，采访了歌手安又琪。安又琪说，她前段时间光买化妆品就花了2万多元。她不想知道国家到底从这些瓶瓶罐罐里收走了多少钱，只想问一个问题，“这是每个女人脸上都要涂的东西，凭什么你说是奢侈品就是奢侈品，你说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既然两万多元化妆品是“每个女人脸上都要涂的东西”，我就开玩笑地总结归纳出了一条“安又琪定理”——脸上没搽两万元化妆品的不是女人。但是把这条“安又琪定理”与中国收入分配和消费水平对比一下，就觉得这“定理”太荒唐了。根据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情况基本调查，平均每人每年总收入是21000多块钱，平均每人每年总支出是18258块钱。按五等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是19000多块钱，其中低收入户是7600多块钱，高收入户是4万多块钱；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性支出是13000多元，其中低收入户是6400多块，高收入户是26000多元。那么，按照“安又琪定理”来说，这两万多块钱化妆品相当于什么呢？它相当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2009年平均每人全部可支配收入，超过了2009年城镇居民高收入户全年消费性支出，相当于2009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全年杂项商品与服务性支出的14.4倍以上。把这么高标准的消费要求说成是有利于大众的消费需要，这是不是太过头了。

第三点，在扩大社会保障、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过程中，要防止那种吃光分净的“懒汉”思维方式的蔓延。最近有一个报道，报道了贵州一户“活愚公”，一户人家的家长带着全家人和整个村子的村民，修路17年，自己修出连接村子和外面的路。这“活愚公”是好样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奋、奋发图强的精神。我很欣赏，就在微博上面转发了，大部分人都说这是好样的中国人。但一个上海的小伙，学历比较高，他说这应该是政府做的事情，不应该夸这个人，而应该批评政府。我回复他说，“谢天谢地，中国像你这样思维的人，总算不是多数，所以中国还不是希腊。”他也不想一想，再怎么搞“村村通公路”的工程，至少有一个先来后到的顺序，能一下子都建完吗？更不用说，他们17年前开始修公路的时候，有村村通工程吗？如果人人都想着让政府来做，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完全没有希望了。我只能说国内一些人的思维方式，说的好听是懒汉思维方式，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流氓无产者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流氓无产者思维方式在瓜分外汇储备、国有资产均分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如果这种思维方式蔓延开来成为主流的话，我们中国的发展前途才是真的堪忧啊！

多视角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民生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住房安居政策等，放在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节里，也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更多的是从民生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从多视角下来探讨中国房地产市场，可以看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房地产资产市场泡沫及其经济社会后果；第二，解决的出路；第三，避免房价问题上的极端思想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