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与民生指向（2）

在这20年里，中国年经济增长率最低也有美国同年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最高的年份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同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24倍，而且也领先于其他热门的新兴市场。热门的新兴市场有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除了中国以外，近几年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就是印度，而印度赶超中国的情结是最为强烈的。即便如此，从印度独立以来到现在这么多年，没有一年经济增长率能够赶上中国。应该说，印度建立近代工业比中国要早得多，中国在太平军和清军厮杀的时候，印度民族资本家开始为印度民族工业、现代制造业奠基。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新中国建立，那时候印度十几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最少的也是我们的好几倍，多的达到我们的10倍以上。建国初的时候，毛主席会见外宾时明确地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比印度还要落后。那个时候为什么西藏藏独势力那么猖獗？为什么宁肯投靠印度也不愿意亲近中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印度要差一大截。到上世纪70年代，我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就全面超过了印度。80年代以来，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印度超出许多。2008、2009年的中国GDP规模已经是印度的4—5倍。最近这几年，印度一直想达到像中国一样10%的经济增长率。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印度从总理到财政部长一度非常热烈地讨论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2011年争取破10，而且中国经济增长率在减速，减到10以内，2011年是印度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的第一年。经过我们估算，2010年是印度经济增长率最接近中国的一年，那一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比印度高出1.2个百分点。去年印度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较高，第二季度开始一路下滑，到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已经落到了6.1%，全年估计在7%左右，印度想在2011年超越中国的梦想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经济增长率目标稍微降低一点，7.5%的增长率仍然可以保证我们比其他的主要大国经济增长率要快，而且比想要赶超我们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快得多。

特别是从外部环境来看，目前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将进入比较长的萧条时期。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这2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年份，1993年到2002年世界经济实际GDP年均增长率是3.3%，新世纪头十年有好几年，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长率超过了5%。但经过这场次贷危机后，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时期，可能进入了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很可能在未来10到20年里，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达不到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十年的水平。在这种环境下面，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这样，即使我们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仍然可以确保我们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国家，确保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继续提升。我们今年经济增长率目标是7.5%，但预计美国经济增长情况好的话也只能达到2%，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还差不多是美国的3倍。

尽管我们下调了经济增长率的目标，但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有可能超过8%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制订年度经济增长率目标的一贯做法是留有余地。除了大跃进等特殊时期的少数几年以外，其他都是这样做的。这个做法吸取苏联专业化的经验和斯大林的建议，目的是避免因为无法达到太高的目标挫伤国民士气和信心。

我们需要强调一点是，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值要避免“自废武功”的非理性反GDP主义思潮。片面追求GDP增长，为此不顾一切，确实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反对追求GDP增长也带来一个负面的作用，一些爱走极端的、而且是占据着一定话语权的人，往往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再强调降低经济增长率。一有个什么投资、建设，就说“除了增长GDP，对老百姓没有什么用处”之类的话。但GDP不增长，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改善呀。所以，我们仍然要理直气壮追求经济增长，而且保持足够的动员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启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什么是必要的时候呢？如果与我们竞争的国家实现了非常快速增长，以至于与我国实力对比发生倾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要降低经济增长率，那就是“自废武功”。

改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改善民生

这个部分讲五个问题。

第一问题，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与希腊式分光吃净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同。分光吃净的社会福利制度会毁灭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但合理的平等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是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管是在微观层次还是在宏观层次都是如此。

在微观层次，从生产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可以激励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而不是仅仅激发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积极性。在宏观层次，从消费和需求的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对后发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可持续发展作用更为显著。一方面是在总量方面，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的总量。另一方面是在结构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它更有利于把有效需求集中在国内产业部门，而不是国外产业部门，从而让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拉动国内产业的发展。

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增进有效需求呢？首先是扩大有效需求的总量。因为高收入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也就是说，高收入者的新增收入中，只会拿出较小的部分用于消费；但中低消费群体的新增收入中，会拿出一个较大的部分来用于消费。在整个社会总国民收入增长既定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能让消费需求占的份额更大一些。其次是调整需求结构。因为一个后发的国家如果能够实现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那么它的购买力将更多的集中投向国内产品，而不是比较昂贵的进口品。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就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是迅速爆炸式的膨胀开来。这样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是很快强化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第二是使得国内企业比外企占据一定的优势。为什么国内企业比外企有优势呢？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相比，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优势是资金实力更雄厚，技术水平更高；内资企业的优势有决策环节少、更了解本土市场等。如果国内消费品市场增长速度比较慢，内资企业技术和资金实力比不上跨国公司的企业，决策环节少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如果国内消费需求膨胀得非常快，那么内资企业决策环节少，应变快的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了。为什么中国家电企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那么迅速的膨胀过程，从最初的杂乱无序很快到世界最大家电生产国、最大的家电出口国？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收入分配格局相当平均，对那几大件家电的需求一旦出现，膨胀就非常快。而当时外资企业跟不上这么快的需求增长速度。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认为国内家电业的著名企业家们的个人才智确实非常突出，但如果没有当时平均主义的遗产的话，他们即使崭露头角也很有可能是以买办的身份，而不太容易具有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反过来就是说，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会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较大的损害。

第二个问题，为何我们要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恶化世界福利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做了充分描述：1980年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导向改革已经造成大多数国家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最显著的是前苏联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都加剧了。

由于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在社会福利各个方面都出现一系列恶化的征兆。

首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健康领域的进步开始减缓。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世界平均寿命提高了6年，但在接下来苏联解体的这20年里，世界平均寿命仅仅提高了4年。为什么提高的少了？有些国家在这20年里平均寿命增长还是比较多的，但有一系列的国家在这段时间里平均寿命出现了倒退，以至于大大地拖了全世界平均寿命的后腿。其中有9个国家居民预期寿命甚至低于其1970年的水平，有6个非洲国家，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南非、斯威斯兰、赞比亚、津巴布韦；还有3个是前苏联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是俄罗斯联邦的男性预期寿命在1989—1994年间锐减7年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