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改革不能等，越等越难改（2）

国企公共化

《南风窗》：收入分配改革，国企绕不过去。您认为主要问题在哪里？

李实：中国的问题在于改革思路摇摆不定。曾经对国企市场化、股份化改革很坚定，现在又退缩了。我多次讲过，按照现有的体制模式，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坚持“国进民退”，不会缩小收入差距，只会扩大收入差距。首先是国企内部的分配不公，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很大，很多高管的工资都很高，但国有企业使用的很多劳务工和派遣工工资却很低。国有企业员工分三类阶层：第一类是高管，第二类是国有企业一般职工，还有一类是劳务工，农民工。劳务工到国有企业工作，干活要比正式职工多，但收入却比他们低，这就导致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

其次是外部的分配不公，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明显高于私有企业的职工。国有企业不仅高工资、高保障，还通过各种途径变相地发放福利。

《南风窗》：有人提出应把国有企业的资本、资产和收益都纳入公共财政来，成为公共产品的资源，具体怎么做，您有什么建议？

李实：如果想进一步缩小国有企业的规模，可以采取股份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变现后转成社保基金；另外我们很多地方都需要钱，把它纳入政府财政也可以，用于提高民生支出。总之，我们需要把国企资产和收益作为一项公众资源来加以重新配置。不能像2011年那样，央企向国资委交了700多亿红利，最后国资委又把钱给分下去了，这笔钱并没有交给中央财政，只是从这个口袋拿出来，再放到了另外一个口袋里。

慎喊国民收入倍增

《南风窗》：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提出5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您觉得要落实这个计划，关键点在哪里？

李实：地方政府有这样一个愿望也是好事，至少它会重视这件事。问题在于，你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需要认真考虑了。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曾经提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那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和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时期。对中国来说，可能要考虑到宏观形势的变化。另外，我们现在面对的更多的是收入分配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平均收入增长。如果平均收入翻了一倍，穷人可能更加的贫困，这样的一个倍增计划，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更重要的是，怎么能够缩小现有过大的收入差距，怎么能够使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收入倍增不是一个必须要追求的目标，不要过于强调这样的收入倍增计划，而是要做一些更加具体的事情，比如，怎么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怎么提供更加完善的收入保障，在义务教育上有更多的投入等。

还有，在一些地方，它实际上没有能力达到这样一个增长率，政府就采取一些行政性的办法，而这样做会有很多后遗症。

《南风窗》：从第一次分配的角度看，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制定工资增长计划？

李实：就工资增长而言，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资是由财政收入决定的。一般企业工资的增长、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主要还是靠市场，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变动。政府所能够做的，仅仅是通过利用市场机制提供一些补充性的措施，而不是过多地干预市场机制。我担心的是地方政府把目标看得很重，然后利用各种手段，短期内可能会把平均收入提上去，但这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带来市场的扭曲。

《南风窗》：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对解决一次分配不合理现象有作用吗？

李实：企业的工资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靠市场，而不是靠政府。靠市场，一是市场供求，二是劳动生产率。政府所能够做的也是围绕这两点，在调整市场供求方面，比如，消除地区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建立一体化的劳动市场等；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比如让穷人家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在职职工能够参加培训等。

当然，政府可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问题在于，政府往往不太知道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划在什么地方。最低工资标准，主要起到一个防范的作用，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中那些很弱势的工人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但是很多地方政府把最低工资标准理解为是一个缩小工资差距的工具，实际上它起不到这个作用。

比如有的地方政府提出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来缩小工资差距或者提高工资平均水平，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政府违反劳动力市场规律，人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结果是，很多企业负担不起，企业关门，一些本来还能拿到仅够吃饭的工资的工人，可能就失业了，这样带来的结果是，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