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中国用工荒是人口结构问题（2）

中国15岁～64岁总劳动力从1979年的5.6亿增加到2012年的10亿，而目前从数据看，中国20岁～39岁青壮年劳动力到2011年减少为4.2亿，比2002年减少了7%，而到2032年将减少到2.9亿。

社会对19岁～22岁人口数量变化最为敏感，这是企业所需的最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是大学年龄人口，是参军入伍年龄人口。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2009年中国19岁～22岁人口数量达到历史顶峰（1.05亿），然后就快速减少，到2019年只剩下0.57亿，10年下降差不多一半。

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相反，失业率会更高。日本劳动力短缺后，失业率反而从1980年～1989年的2.5%升高到2000年～2009年的 4.65%。中国与日本还不同，中国有庞大的“过剩”中老年劳动力，产业升级之后，他们如何就业？

劳动力红利是真红利

日报：人口红利被认为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学者认为，目前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助推即将消失，您的观点呢？

易富贤：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率先引进人口红利理论，将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所引起的抚养比降低称为“人口红利”。胡鞍钢等经济学家也认同这一观点。2006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0岁~14岁儿童、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人口）之比，总抚养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岁～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

其实儿童抚养比是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生育率下降越快，儿童抚养比下降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上升越快。我比较了1961年～2010年日本、欧盟的人均GDP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关系，发现人均GDP年增长率与儿童抚养比是正相关关系，而与老年抚养比是负相关关系。

中国经济确实将在2013年后开始减速，但并非因为总抚养比上升，而是因为劳动力开始减少和老年化加速。所以，真正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力红利，而不是低抚养比。

日报：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的问题。这种人口结构将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易富贤：有人认为总抚养比低就是人口红利。我比较各国的情况，发现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总抚养比太高意味着“不堪重负”的人多，总抚养比太低意味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多，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总抚养比在50%～60%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提供就业机会。

六普显示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只有34%，比当年日本或韩国抚养比的最低点还要低，必然导致今后老年抚养比（人口还债）的大幅反弹。中国未来的人口负债比日本和韩国要严重得多。

2010年世界平均儿童抚养比为41%，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1%，连发达国家平均也还有24%，中国只有16.6%。

中国近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低（儿童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主要是消费者数量不足；中国远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高（老年抚养比太高），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

化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婴童经济，通过提升现在的儿童抚养比，而降低今后的老年抚养比，尽量让人口结构恢复到柱状结构。

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只能依赖内需，既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更需要增加消费者数量。如果中国能在今后十多年将儿童抚养比提高到30%左右，将总抚养比提高到50%左右，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包括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将大为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