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比较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转型（4）

新中国成立之时，对外经贸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国在华企业进行临时登记注册，允许其继续营业，其税负仿照国内私营企业。据统计，全国解放初期有外资企业1000余家，职工12万人，估计财产5亿多美元，其中英资占50%以上，美资占20%左右，且以外贸企业为主。二是贯彻“管制”和“保护”并行的外贸政策，实行“奖出限入”。一方面积极确立国营外贸企业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鼓励并组织私商从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在“封锁、禁运”前，私营进出口商较为活跃，其经营额约占全国进出口额的1/3，其中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额的一半，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方面，其所占比重较大。当时，香港在内地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统计，1950年上半年，通过香港出口4162万多美元，进口3956万多美元。

但此后，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急剧减弱。这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事实上，美国冷战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把社会主义各国隔绝于国际市场之外，使其在经济上处于封闭状态。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立被迅速固定化了。受此影响，国内的外商企业纷纷停业或亏损。在中国政府宣布管制美、英在华公私资产后，到1952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已不足1949年的1/3。此时，主要从事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私营进出口商也受到严重削弱，其经营额仅占全国进出口额的7.2%。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对象基本局限于苏联和东欧国家。获取外国援助以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朝鲜战争后加快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的需要，大大加快了中国走向计划经济的过程。一方面，要获得苏联的援助，就要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衔接，这就如同改革开放之后要与世界经济接轨就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一样;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没有实行现代化的经验，此时除向苏联学习外，找不到更好的榜样。所以，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冷战国际环境的影响是长期的，它不仅制约着新中国的初始选择，也使得这种选择日趋固定。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几乎看不到能够吸引中国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外部因素。

(三)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成为大势所趋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年，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交互作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导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而此后新出现的因素与原有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更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力，致使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步伐不断加快。

1.开展大规模建设为加快经济体制转型提供巨大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随之，开展大规模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也开始考虑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一五”计划的制订与作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同步进行的，并得到了苏联的赞同与巨大支援。1952年8月周恩来出访苏联，就结束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同苏方商谈。9月，在周恩来返京当晚，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0月，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得到其首肯。1953年上半年，朝鲜战争结束，中苏之间签订了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建设的协议。当年6月，毛泽东正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于当年9月公布，随后又被写入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此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制订过程中开始实施，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潮。

在中共领导人的思想中，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时称之为“一体两翼”。“一体”即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所谓“两翼”，一是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失去“两翼”，社会主义工业化将无法起飞。

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时，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虽然中共领导人曾考虑过首先发展轻工业效果是否会更好些，但冷战的外部环境、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使作出这种选择的可能性消失了。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赶超美国的问题。他说：“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和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说要赶过美国。”他还提出，主要是要在钢铁产量上超过美国，“美国就那么一点本领”。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在各方面基础十分薄弱、各类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必然要求加强经济计划并建立全面的计划管理体制;而为了保证这一体制的顺利运转，又需要提前进行所有制改造，并尽快完成这种改造。

2.三大改造的加速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通过前后，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陆续开始。三大改造的前半程比较平稳，后半程便不断加速。其直接原因部分来自领导者的急于求成，部分来自事先难以预料的一些情况。然而，在分析上述因果链条之后，可以认为这种加速实为大势所趋。

按照最初的设想，三大改造将是一个持续10余年的过程，基本方法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农业合作化要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几个阶段。手工业合作化从建立生产小组开始，经供销生产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主要采取公私合营形式，但其原则是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从1953年初至1955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大体是按照上述设想进行的。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最先开始，在加速过程中也起着领头羊的作用。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然而，当年秋季，毛泽东就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其重要背景是1953年大规模基本建设展开后粮食供应立即全面紧张。粮食收购不足，粮价上浮，由此带动工资上涨、物价全面波动。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于当年10月决定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这一措施的实行，基本满足了工业化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物价稳定，同时也意味着需要尽快把农民组织起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后，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全国农村立即掀起了合作化高潮。

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大致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即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有步骤地将拥有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同时通过对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私营工商业改造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重头戏，原先估计这将是最困难的，但实际发展却出乎意料地顺利。1955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对某些重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即，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进入高潮。在1956年举行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人们不难理解，在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市场逐渐失去作用的情况下，私营工商业已很难生存，也无利可图。因此，很多资本家是抱着“丢包袱”、改变成分的心态参加公私合营的，这是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的一面;另一面他们“晚上抱头痛哭”，则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无奈与对昔日时光的留恋。此后，公私合营企业存在了大约10年左右，至“文化大革命”时最后取消。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冬季起步，发展较快。相当一部分个体劳动者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得到政府扶持，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有实行合作的积极性。1954年6月，为了加强团结和发挥手工业者的积极性，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可采取手工业者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把手工业者广泛地组织起来。在农业合作化和公私合营的带动下，到1955年冬，手工业合作化也进入了高潮。

1955年年底至1956年年初，大约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天津、上海等各大城市相继召开规模盛大的群众集会，宣布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中国都沉浸在一股盛大的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就当时的情况看，三大改造受到各个阶层的拥护，这既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也反映了大势所趋时的从众心态。

3.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薄一波在解释发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目的时曾说：当时就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全部农业、全部手工业、全部工商业都纳入直接的计划经济轨道。因为在50年代，只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标志就是国家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所以我们在发动三大改造高潮的时候，批判“四大自由”(实即批判商品经济)，并认为连“小自由”都要搞掉。这样的目的的确达到了。

经过三大改造，中国经济成分的变化是极其明显的。在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反映到国民收入的结构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经济已达92.9%。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零。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与此相适应，各种集中统一管理经济的部门被建立起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覆盖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不仅在城市，也在农村;不仅在工业，也在农业和商业。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物价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劳动人事体制和分配体制等等，无不在计划控制之下。1957年，中国经济的计划程度和集中程度已达到顶峰。国家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有12项：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等。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1953年为115种，1956年为308种。国务院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已由1953年的2800多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多个。国家统配的物资，1951年为33种，1953年为112种，1956年为342种。1953年开始实行“统存统贷”的信贷管理体制，各银行发放贷款严格按计划发放。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维持新中国初期的混合经济体制不变，中国可能避免“弯路”，较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假设其实难以成立。把一种过渡性体制固定化需要一定的条件，而客观环境并没有提供这种机会。而且，当人们憧憬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美好前景时，很少有人会为市场的衰落而担忧，因为当时看来这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好事”。应当承认，单一公有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国家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的局限性以及它的严重缺陷，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逐渐显露并为人们所认识的。

第二次转型：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与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转型相比，这是个困难得多的过程。关于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有大量研究，但对历史领域来说，这仍是一个新题目。本文第二部分将着重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以及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困境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长达20余年。在这段时间里，国民经济的发展大起大落，并未实现有计划发展，而且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人民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始终凭票证供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