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比较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转型（7）

3.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牵涉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也牵涉大量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实行转轨的国家中，中国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大致分析起来，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此，领导者、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有切身体会。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人们对如何实行改革开放常有争论，但都认识到中国不改革、不开放就没有出路。改革开放的口号始终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第二，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极具智慧的领导者。如邓小平、陈云等人，他们是以往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在“文化大革命”后拥有极高的威望，这对于保证改革的方向、保持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以及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这样的领导者，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改革，要取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选择了正确改革战略，形成了评判改革措施的明确标准。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意味着改革必然从经济方面开始。对各种改革措施的评判标准简练实际，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四，采取渐进的方法实行改革，在时机成熟时再作出决断。“摸着石头过河”，非常形象地表明了改革所带有的探索性。改革不是主动地从改变经济结构入手，也不是从已经发现的困难问题如价格问题着手，而是从一些不涉及大结构，而又和人民关系最为密切的生产自主权、分配、就业等领域着手。同时，在“允许试”的政策环境中，尝试新鲜事物，如经济特区、股份制等。这种先清扫外围，然后步步深入的做法使得改革能较快地取得一些效果，同时也摸清了症结之所在。当改革取得实际成效，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时，中央或以出台政策的方式，或作出重大决断，将其固定下来。从最初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到最关键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采取的都是这种“先生孩子后取名”的办法。以回顾的眼光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10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才最终确定下来，很可能是一件好事。模糊的目标使中国的改革免于遭受像俄罗斯那样看似目标明确的“休克疗法”的创伤，同时模糊的目标也削弱了国内不同意见的掣肘。

第五，形成了利益均沾的动力机制，依靠上下互动来推动改革。中国的大多数阶层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正因为如此，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上下互动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许多事情都由群众或地方先做起来，然后得到中央或政府部门的认可，以后经过进一步试点，成功之后，再形成决策，加以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经济特区的建立，企业股份制、资本市场的建立等等，都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专家学者的参与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提供双向咨询和理论支撑。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开放的决策过程。

第六，除上述五个内部的原因外，还必须说明国际环境所起到的作用。一是客观的外部环境，二是对这种环境的主观认识。在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除个别时期，外部环境总的看是有利的，为中国提供了机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中国能够决心打破封闭状态，抓住机遇而不错失机会。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这对于中国集中精力从事现代化建设、大胆实行对外开放、建立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两次转型的比较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

本文前两部分已分别对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初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从计划市场混合型经济体制到单一公有全面计划体制的过程，与由此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两个方向相反但各环节排列大体对称的历史过程

在两次转型中，人们对市场、计划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的开端，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人们思考的重点是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两次转型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取向。在前一个计划取代市场的过程中，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意识形态因素起着导向作用。在后一个市场取代计划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克服意识形态因素造成的阻力。实践走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之前，观点和理论的变迁是对现实状态的认可。在人们的认识统一之后，这一进程才最后加快了。

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在前一过程中，市场作用不断缩小。整个过程从取缔资本市场开始，然后是控制生活必需品、主要原材料和产品的价格、供应和销售，控制劳动力流动。市场逐渐失去了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原先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逐渐变为单一的国营、集体公有制经济结构。在后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市场重新生成并逐渐发挥作用。整个过程以出现农产品自由市场为起点，随后就业体制开始改变，生活必需品、生产资料的价格、供应和销售逐步放开，计划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断缩小，最后是重建资本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各种非公类型的企业不断出现，并由少到多、由小到大不断成长，最终恢复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

(二)在这两个过程中，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市场经济的规律都在发挥作用;不过，在前一个过程中是隐性的，导致了市场的衰落和经济活动的僵化，在后一过程中是显性的，导致了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活跃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十分有限。人们所试图遵循的，基本是在教条化的斯大林主义指导下与社会形态结合在一起的所谓经济规律。当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建立起计划经济之后，市场经济的规律将不再发生作用。然而，考察新中国从混合型经济体制转变到计划经济体制过程，我们发现，市场经济的规律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始终在发挥作用，当人们不遵循它时，它就会导致市场的消亡，使经济失去活力。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最基础的那一部分，如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等。以后，随着各种现代化经济理论的传入，人们的眼界越来越宽阔，眼光也越来越具有批判性。这些理论与对中国国情的新认识结合在一起，使学者和决策者更注重利用各种经济规律解决实际问题。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思想的解放不仅是对人的解放，也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放。当政策松动之后，生产者本能地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去行事，这就不断制造出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创造出新的市场和与市场相联系的各种经济力量。当领导者认同这种规律，不再压制这种规律的作用之后，中国的“奇迹”也就发生了。

虽然中国第二次经济体制转型较之第一次有充分得多的理论准备，但其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市场经济规律自行发挥作用的过程，或者说带着一些浓缩了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味道。到目前为止，尚不能说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规律已比较熟悉，恐怕也还没有形成适合国情的系统的经济理论。这方面还需要大量的探索、研究工作要做。

(三)这两次经济体制转型虽各有客观原因，但其过程的共同特点是：由党和政府主导，带有探索性;以调整政策这一最廉价的方式启动，然后通过上下互动、以逐步推进的方式完成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造。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

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转型都是由党和政府主导的，都带有探索性，但情况有很大差别。在前一个过程中，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建立单一所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探索的内容主要是寻找过渡办法。在后一过程中，领导者最初只有一个模糊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使经济体制具有活力和效率，至于改革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并不明确。改革的取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及过渡的方式都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相对于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探索的内容要丰富得多。

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变革都是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启动的。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党和政府主要是利用行政资源，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通过政策调整激发群众的创造力，让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来给自己带来利益。历史表明，这种最廉价的方法至少在这两个过程的启动阶段十分有效。

在这两个过程的越点，党和政府都以承认现状为基础，使用了逐步过渡的办法。对于过渡措施，都采取了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在前一过程中，在建立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对各类非公经济先利用市场维持其生存，然后再分步骤实行改造。在后一过程中，渐进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最突出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和双轨制。虽然同为逐步过渡，但在手段上有一个重要差别。在前一过程中，行政动员具有重要作用;而在后一过程中，经济手段发挥着十分明显的作用。总的来看，这种逐步过渡和渐进改革的做法减少了这两个进程中的阻力，较好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平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