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的改革,随着各种新兴经济力量的出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体制外先行”,也就是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增量改革”的战略。按照这一战略,改革的重点不再放到计划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而是放到非国有部门,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主要依靠它们实现经济增长;而对计划体制的改革,其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体制外的增长创造条件。这一战略突破了体制内改革的瓶颈,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最初潜伏着的双轨制浮出水面。
从1984年起,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日趋明显,双轨制也在经济活动中运行起来,并成为这一阶段改革最重要的特征。这一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按照这一精神,在改革计划体制方面,确定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形式,并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原则,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即: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性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其他实行市场调节。一些具体措施是,在投资体制方面,适当下放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实行“拨改贷”;在流通体制方面,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开辟商品批发市场等。对计划体制的改革,逐步创造出了适合微观经济主体生存的市场环境。
价格体系的改革也同时启动。主要内容是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主要措施是,允许企业有一定的产品自销权,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1985年,对自销产品的定价完全放开后,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开始正式实行。此后,一物多价(即计划价格、指导价格和市场价格)的情况比比皆是。价格双轨体制可以说是双轨制最主要的内容,但双轨制并不局限于价格领域,在其他领域也不同程度地被采用。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指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这实际只是还没有捅破那一层遮盖市场经济的“窗户纸”。
在实行双轨制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同时也出现了混乱,特别是在流通领域。在物价闯关失利、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实行治理整顿。之后,又明确提出要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到了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实际结果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并轨。
双轨制作为一种渐进的改革措施,使得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能够同时并存,这就解决了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即一方面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持原有计划经济的运转。这是因为,如果旧体制一下子停止运转,必然会造成国民经济的瘫痪,从而引发极大的社会混乱;同时,长期生活在计划体制下的干部和企业职工,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经济上也很难在短期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一点由于中国长期缺乏竞争机制和现代社会的保险和福利制度而显得格外突出。历史地看,无论双轨制曾带来多少问题,引起过多少争论,但正是借助这种方式,中国才成功走出一条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4.在改革开放艰难时刻建立的资本市场
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所表现,随着计划体制的削弱和市场力量的增长,这种需求从多方面被创造出来。
在启动改革开放之时,为利用国际资本市场,1979年以后中国陆续成立了几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1年初,财政部恢复发行国库券。这两项措施结束了中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历史。“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也很快导致了股份制的尝试。最早一批有影响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相继向社会发行股票,甚至在小范围转让交易。
1985年后,“金融市场”的提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同时出现了最早的关于建立股票市场的提议,中央也开始注意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并把一张两个月前上市的“飞乐”股票送给他做礼物。当时,股份制问题已逐渐突出出来,这件事被视为一个信号,受到海内外舆论格外关注,给当时积极推动股份制的人们以莫大鼓励。1988年,社会上出现了建立规范化证券市场的呼声。在“物价闯关”失利之后,中央除关注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宏观问题的解决外,认为企业制度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牵涉到如何对待股份制、企业债券、股票、证券交易等等。建立资本市场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由于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政治上又很敏感,后来制造了一个代名词,叫“长期资金市场”,只在内部研究,没有公开讨论。
实践的要求、决策层的关注,为一批留学回国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提供了机遇。1988年9月8日,在万寿宾馆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后,由几个年轻人撰写出《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是中国建立规范化证券市场的第一套文件,后来被称做“白皮书”。接着,这份创办证券市场的“设想”被送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同年11月9日,姚依林和张劲夫在中南海听取了研究小组的汇报。会上的话题,涉及了证券市场筹建、运行、管理以及有关理论认识的几乎所有方面,最后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意见。这包括:创办交易所要同推进股份制结合起来,要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方式,要依靠专家和研究借鉴海外成熟经验,要“紧锣密鼓”地抓紧研究设计,要从开始就注意解决市场监管和防范风险的问题,等等。这是中央对证券市场问题的第一次正式关注和推动。
此后,中国证券市场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建立起来。1989年3月,由几家国有大公司出资建立了一个机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即“联办”),这个机构的任务是研究和规划在中国的环境下如何建立证券市场。1988年,北京还没有一个可以做有价证券买卖的柜台,只有上海、武汉、沈阳等七个城市存在个别分散柜台,做一点国债买卖业务。但短短一年多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证券交易场所。1990年9月,当海内外许多人对中国改革如何继续进行持观望态度之时,《人民日报》披露了国务院关于筹备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当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运行;12月5日,联办创建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开通;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的正式建立。
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中国在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仍将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使已经出现的市场经济有了资本市场这个高级组成部分。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在最初的13年里,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没有确定,但市场的力量不断壮大,中国经济的成分已不再限于单一公有制,而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计划经济的社会覆盖面日趋缩减,计划体制的主导地位日渐动摇。可以肯定,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之外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系,只是它还很不健全,还缺少一个名分,缺乏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高端,资本市场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前夕,所采取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改革步骤。
(三)决定性的突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突破发生在1992年。最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意味着中国的改革从此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进入了全面系统推进的阶段。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也由此变得不可逆转。
1.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在1988年和1989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之后,关于改革究竟是以完善计划经济体系为导向,还是以最后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为导向的问题,再次引起理论界的激烈辩论。坚持“计划取向”的一派提出,“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
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对那种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持怀疑态度。90年代初,当理论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他多次就市场经济问题发表谈话,反复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更加尖锐地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1992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专题方案。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明确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正式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初步建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按照十四大确定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迅速建立起来。
1993年秋,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按照《决定》提出的基本框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推进价格、财税、金融和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由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计划,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在建立市场机制的关键环节价格改革方面,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大幅放开了竞争性商品的价格,价格由“双轨”并为“一轨”。农产品解决了购销倒挂的问题,理顺了价格。到1993年,市场价格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由1991年前的50.3%上升到93.8%,在农产品收购总额中由51.6%上升到87.5%,在工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由36.4%上升到81.1%。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基本形成。此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和资源配置作用不断加强。
1997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改革中所遇到的一些理论性问题,特别是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提法不仅有利于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的改革,也有利于各种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随后,有关内容作为一项修正被写入宪法。
在进行上述一系列改革时,中国政府吸取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教训,极其重视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工作。当1993年至1995年再次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整顿金融秩序。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从1997年起又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后又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通货紧缩。在90年代后半期的复杂环境中,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这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中国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的过程基本结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已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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