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凸显期，无察觉危机该如何做到有效察觉

如今我们生活在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尔所说的“风险社会”之中。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机遇期，未来几十年的确定性发展趋势与各类不确定性风险并存。能否及早识别与感知有关的风险及其可能带来的危机性影响，是国家与个人普遍面临的风险与危机管理的关键问题。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些风险与危机本身确实是不易感知与察觉的，而有些危机本来是可以感知与察觉的，但往往并没有被及早发现。仅就自然灾害领域而言，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对于气象灾害相对易于察觉，对于地质灾害特别是地震灾害则很难预先感知。而两种灾害后续衍生的链式危机则可能出现另一番察觉难题。这种现象在各类社会管理领域也大量存在。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风险是否有足够认识

危机是一种相对极端的公共突发紧急事态。其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或有新特点的情况下，也可能蕴含机会，必须要求应对者对其作出关键决策。可见，危机是一种威胁度很高的风险形态。根据危机的显露程度，我们可以把危机分为两大基本的类型：显性危机与隐性危机。显性危机是有关危胁的征兆、趋势及后果已显露出来并可以被人们识别与感知的危机，也可称为可察觉危机。隐性危机是有关危胁的征兆、趋势及后果还没有显露出来，不易被人们识别和感知的危机，也叫无察觉危机。通常，危机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会逐步从初期无察觉隐性危机向后来的可察觉显性危机转化。

一般来说，没有显露或不太严重的危机，就不容易被识别、感知与察觉。但如果人们的认知能力足够强，也有可能及时察觉一些隐性的无察觉危机。反之，如果人们的认知能力不够强，即便是可察觉的显性危机，也不一定能及时识别、感知与发现。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危机本身是否已经显露，而在于人们对有关的风险及危机是否有足够的认知。

危机文化缺位影响我们及早察觉危机

无察觉危机的核心困境在于危机认知，影响或决定危机认知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人们的认知能力与误区、信息共享与协调机制不畅、危机意识与文化氛围不发达等。

首先，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是影响我们及早察觉隐性危机的重要因素。尽管长远看来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无限的，但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上，人类的认知能力总是有限的。除了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总是有限的以外，人类自身注意力本身的局限性也是影响人类认知能力的具体表现之一。人们常说“一心不能二用”，心理认知测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对我们的危机管理有何启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的工作都会有核心任务，但是我们往往在关注某一事态的时候会把另外一个危机事态忽略了。这个危机事态并非未得到人们的关注，其实它可能早已出现，但是很可能因为我们太过关注当时的主要事态而没有被及早发现，非要等到事件严重爆发时，才大吃一惊。可见，这种看似隐性的危机并非是不可预测的危机(Unpredictable crisis)，而是本来可以观察到或可以预测的危机(Predictable crisis)。美国9·11事件之前难道没有该恐怖事件发生的征兆吗?早就有了，但是有关的反恐部门并没有重视它，为什么?是因为以前美国老是关注直接源自国外的恐怖风险，没有真正重视防御来自本土内部的恐怖风险，所以这样的事情就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其次，组织间的信息分享与沟通机制也会影响我们有效地居安思危。现代组织都有复杂的分工机制，因为没有分工就没有效率。但是分工的同时必须要有顺畅的协调机制相配套，才能真正保障组织的效率。特别是在由各自分工的横向部门之间，更需要有效的信息沟通与分享机制。如果这种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分散在各个部门之中的隐性风险与危机信息就不能汇集起来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纵向组织间的信息报告或通报往往因为官僚机制负面性的影响而经常出现报喜不报忧现象，这也是制约组织纵向上有效觉察隐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上很多组织都有这个问题。如果一个组织里面报喜不报忧，不好的事情大家都不往上或往下及对外报告与反映，我们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者或外部世界的人们就不可能及早发现有关的风险与危机，自然也就不容易做到居安思危。

第三，社会心理习惯与危机文化缺位也会影响我们及早觉察隐性危机。我们更常见的一种社会心态是崇尚吉祥，喜欢听吉祥的、说吉祥的事情。整个社会如果总被这样的吉祥文化笼罩，光说吉祥的、好听的，不说负面的危机与风险，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风险意识与危机观念。同时，人们的风险心理习惯一般更偏爱放大好事的几率而忽略坏事降临自己头上的概率，因此往往对有关的风险与危机不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