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中国的人口危机（2）

一是人口的文化和族群构成。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其人口中形成对某种主要文明的认同，没有相通（而非共同）的种族构成，其内部凝聚力就不会强盛，那么即使产生人口增长，人口多也难以形成数量优势和国家可用的有利战略资源。奥匈帝国在这方面就很典型。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控制权的1865年，哈布斯堡帝国的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虽然已有3700万人口（为当时欧洲除罗斯外的第一人口大国），却还是因为人口结构过于驳杂，难以形成统一的凝聚力，在19世纪下半叶败给了普鲁士。苏联最后解体，同样与内部种族和文化构成复杂有关。

二是人口的物质文明构成。近代以来，欧洲和美国为什么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巨大优势，不仅在于人口数量上与非西方世界的差距减小，也在于人口结构中，欧洲人口的科技和商业素质比非西方世界为高。即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中，欧洲和西方远远走在非西方国家前面，而哪一个国家在人口的物质文明转型中速度更快，效益更佳，谁就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源，也就相应就会积累更强的国家战略能力。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而在21世纪，人口中一个新增因素，也将影响到大国兴衰和世界政治变迁，即人口的年龄构成。这一因素只是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才出现。此前，人类没有出现人口总和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和老龄化的现象，世界各国间人口结构的差别不大。但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个问题出现了世界性扩张，全球主要国家和不同地区间，人口年龄结构地图已发生显著差异。这一差异已明显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内外政策，从而影响世界政治。

中国的四大人口危机

回过头来讲中国的问题，中国以往的人口政策，现在是到了要全面反思的时候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通常很自然是要往城市里迁徙的，但现在呆在农村的那些老年人，是不可能转移到城里去的，他们很快会面临老无所依的局面，因为中国目前是未富先老，不可能建立起像欧洲那样的社会福利体系，农村里面的老人不可能被福利政策所覆盖，弄不好会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的危机。

中国今天的人口状况，可能会带来四方面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发展的危机，经济发展速度会逐渐减小直到最后停顿。广东、浙江这些省份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最大的因素不是别的，就是国家给了东部省份一些优惠政策后，全国的年轻人都到沿海去了。近几年来由于沿海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内地省市的很多年轻人开始选择留在当地就业，不再出省打工，这些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下子就上去了，相反像广东、浙江这些地方，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于是开始搞“腾笼换鸟”、推进产业升级转型，但是年轻人大量减少之后，一个地方活力减弱了，不是你想产业升级就能升起来的。

第二个是在国防安全上。以往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子女家庭占绝对多数的社会，对“人命”的敏感往往被压制在对谋生的巨大需求中。今天中国社会已解决温饱问题，进入了发展型社会，军队兵源超过一半是独生子女，未来一旦发生战争，整个社会对前线军人大量牺牲的承受能力会降得很低。不仅如此，社会老化也会使一个国家在财政、人力和心理上，对战争的承受能力下降。

第三是社会安全上遇到麻烦。性别比严重失衡，按照目前的男女比例和生育结构，到2020年大概会出现3700万到4000万的男性光棍，这对社会治安是严重隐患。

第四个危险是文化安全。中国以前的文化传统传承，与中国的生育文化紧密相关，而在以男性为传承谱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伦理感、道德感很强，从小就被灌输要对家庭、家族、国家负担责任的观念。但是现在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几个老人围绕一个孩子转，伦理观念很淡薄，这样会导致全社会的道德缺失。一个无信仰、无道德的社会有没有前途？很成问题。

亡羊补牢犹恐迟

我觉得中国确实到了要好好反思以往人口政策的时候了，即使马上做出很大改变，以前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恐怕也很难扭转——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看，但一旦人口生长进入下行轨道，要想把跌下去的生育率再拉起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口增长太快，在一段时间里面会显著提高社会抚养比，在就业、日常生活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带来很大压力，但是过了10年、20年之后，新增出来的大量年轻人口，却会转化为劳动大军，压力就有可能逐渐缓解甚至消失。但是人口生产停滞或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影响，却有可能是“长痛”而非“短痛”，就像一个老年人要把病治好，跟年轻人去治病和恢复健康，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现在不及时调整人口政策，中国未来会有很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