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4）

第五，人是“经济人”，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这是不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系属于“彼岸世界”的乌托邦主义？

说马克思主义指引人们所建立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既表征一种合乎人性的，即使人的生命真正获得意义的存在模式，又是为保证这种存在模式得以实现而设想的一种特定社会制度安排。对这种存在模式和社会制度安排，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尽管不可能把个人吞没掉了，不可能把个人的利益完全排除掉了，但马克思强调的重点显然是个人只有在集体中通过“自由的联合”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在马克思为人类构建的“意义世界”中，“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占有中心的利益，马克思在“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与“利己主义”、个人利益两者之间，认为尽管两者都是自我实现的形式，但前者比后者要高尚，从而前者更应成为人类所追求的目标。

以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认定“人性是善的，人性可以是大公无私的”的基础之上，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乌托邦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那天起其反对者用以否定它的主要理由所在。反对者强调，人性不可能是大公无私的，从而以此为基础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只能存在于人们的理想境界之中，存在于人们所幻想的“彼岸世界”之中，而不能付诸于实践。它只能像天堂一样吸引凡人憧憬，而无法真正出现在人间。只是随着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为传播，这种基于人性不可能是大公无私的基本判断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乌托邦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迷惑人。

把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概念曲解成是强调人天生完全受个人利益的支配，人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新老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确实，如果人真的就是如此，那么建立以集体主义为根基的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究竟有没有可能在人间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取决于人究竟是不是天生自私的。而实际上，只要我们回到马克思关于人性的一些论述上去，就不难对此做出正确的分析。马克思反对有先天的、抽象的人性之存在，但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后天的、具体的人性之存在。马克思不但分析了外在的环境是如何影响和造就人的本性和人的主观动机的，而且又探讨了人的本性和人的主观动机对改变环境的能动作用。马克思努力在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中寻找支配其行为的像内在的、本质的规律一样起作用的人的主观动机和人的本性。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是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一方面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了资本主义时期的人那种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分析这种作为资产阶级普遍人性的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又如何在维护和扩展资本主义中起着作用。马克思确实看到了人的那种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但马克思没有把人看作生来就是如此的，而是强调了这种人性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由于马克思是历史地看待这种追求私利的人的本性的，从而马克思深信这种人性也是要历史地消亡的。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已经看到了另一种人性――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人性的存在，认为具有这种人性的人是已超越了个人本位而达到了类本位境界的新人，并预言这种新人总有一天在人类社会占有统治地位。而当这种新人占统治地位之时，也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日。由此说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臆想的大公无私的人性之上，并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第六，世界上一些人总认为目前中国实现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是靠了资本主义才发展起来的，那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确实，目前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目前中国实施的是资本主义。非常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西方的一些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在认为中国实施是的是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前者因为中国“搞了资本主义”而竭力加以抨击，而后者则由于中国“正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就大加赞赏，希望中国一直这样走下去。实际上，这些人都对中国有着严重的误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对自己的国情正确地把握的基础上，明确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于是就推出了一系列包括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等战略与方针。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与方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没有多少差异，但实际上，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关键在于，我们把目前所做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合的那些事，不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方向。我们所说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其他什么社会的“初级阶段”，我们一方面不能超越这一“初级阶段”，把将来要干的事放到现在来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初级阶段”，要把现在所做的一切视为进入“高一阶级”的必要准备。尽管共产主义离开我们当前是那么遥远，尽管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共产主义决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我们当下所做的一切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这一目标。我们不应当因为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离当今还很遥远从而就否定这一目标的存在，更不应当把眼前所做的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割裂开来。我们是在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目标的前提下来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合的事情。同样是实施市场经济，我们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市场经济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我们的市场经济有着社会主义这一明确的指向，我们是要把市场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结合在一起。

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之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是高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异议。问题在于，有些人拼命割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似乎我们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身。要明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必须深刻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之间的内在联系。否则将会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明明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马克思主义竟然并没有随着这些成就的取得而日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张维为先生写了一部题为《中国震撼》的书，力图破解中国这30年成功之谜。他对中国这30年之所以能够崛起，正在于没有照搬西方模式，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行事的论证确实是富有说服力的。但与此同时他提出，在这30年时间里带领中国崛起的领导层是一个忠诚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集团”，正是由于他们继承了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才使中国在这30年时间里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是值得商榷的。他所归纳的中国成功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背后的精神推动并不是他所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指导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开创。不错，一些西方优秀思想文化以及张维为先生所说的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这30年的成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起核心作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的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来揭示中国这30年的成功之道，那肯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面之词，肯定属管中窥豹，盲人摸象。我们千万不能误读这30年。只有真正认识到了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特别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这一切成绩的，我们才能知道为了把我们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我们下一步究竟该如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