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5）

第七，中国目前强调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不错，只要认真阅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可知道，当今中国不但充分认识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性，不但已经把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而且把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途径和环节。中国人民深切地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对优秀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目前在中国掀起的“国学热”、“中国传统文化热”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问题在于，当我们强调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时，可否把“文化强国”，把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就等同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文化强国”，把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完全寄希望于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如果是这样，那么确实如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强调“文化强国”，强调增强文化软实力，就意味着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意味着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还是看一下《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在论述如何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时，首先强调的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文化改革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这就是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文化强国”之路，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环节，但肯定不是唯一的环节。在许许多多的环节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则是真正的核心内容。这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而应当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个艰巨的过程，也就是说，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实施“现当代的转型”。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必须在正确的价值取向的指导下进行，这一价值取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当代的转型”必然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引下开展的，这一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场振兴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运动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文化的引导和支撑。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思想文化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现成地、简单地拿过来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有一个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当代的转型”的问题，即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转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的问题。那么，如何实现这一转型呢？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人民早在实现民族解放的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现当代转型”，形成了与当时的历史任务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历史业已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发挥相应的功能，就不可能产生“新民主主义文化”。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曾经主要是“西化派”，但“西化派”完成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当代转型的使命，后来变为由马克思主义派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中起主导作用。当今中国仍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现当代转型”。

第八，中国人民曾经成功地把实现民族解放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那么如今实现民族的振兴是不是还有必要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深刻地论述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何以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中国为实施民族解放的斗争何以必须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的专政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一革命，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一基本判断。中国人民确实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的解放。

问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以后，当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解放的基础上，进一步自觉地把实现民族振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后，还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历史已证明，中华民族的解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取得的，那么实现民族的振兴是否可以丢掉这面旗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把实现民族解放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在今天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和还有可能把实现民族振兴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有一些人思想模糊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动摇了。有些人强调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是实现西方式现代化，而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就应当以引导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那些思想为楷模。而当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受到挫折、付出了重大代价以后，又有一些人一头栽进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全身心地企图通过重新回到“孔家店”来寻找中国之出路。不管是全盘引进西方思想也好，还是完全向中国传统文化看齐也好，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为中华民族振兴所定的“指标体系”之中，有西方思想家所说的“自由、富强、博爱、法治”那一些，也有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这一套，就是不见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描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