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难解渴：北京面对水危机还需更多智慧

直面北京水危机

7月21日，暴雨如注，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有气象记录最凶猛的一次强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0毫米。

对长期干旱且严重缺水的北京来说，这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但是，这场及时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京的水危机难题。

城市的膨胀严重超过了北京水资源的承载力，污染又加剧了水短缺，近10年来，北京以年均不足21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维持着36亿立方米的用水需求。每年水资源缺口已达15亿立方米。

北京居民虽然知道北京面临水危机，但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停水，水危机意识并不强烈。不过，这似乎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为了解决一次又一次的水危机，北京想尽了办法，不断从外面“输血”。

这种“输血”方式却备受诟病，被批评认为是北京“以都定水”政策下的“怪胎”。北京未来的发展，跨不过水危机这个问题。直面水危机，应对这个大考，北京需要更多智慧。

7月21日，暴雨如注，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有气象记录最凶猛的一次强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0毫米。

一场雨，就超过了12年来干旱的北京全年平均降水量的三分之一。

然而，代价惨重。这场对今年北京降水量贡献卓著的暴雨，夺去了37条生命，但对北京持续多年的第4次水危机，却没有多大的帮助。

北京陷入水危机，并不是近几年的事，长期关注北京水资源的学者王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新中国成立至今，北京已经出现了4次水危机。

第4次水危机，已持续了12年，至今没有结束。

那么，首都北京到底有多缺水？

结合北京市2011年的统计公报来看，北京全年水资源总量24.7亿立方米，全市常住人口2018.6万人，可推算出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约为122立方米。

这个数字相当令人沮丧。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000立方米为重度缺水，北京距离这个下限，远不可及。

近10年来，北京以年均不足21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维持着36亿立方米的用水需求。每年水资源缺口已达15亿立方米。

另一个消息，显然也无法令人不沮丧。寄望于破解北京第4次水危机的南水北调工程一再延迟。

尽管超采地下水会让北京出现大面积的地面沉降，且地下水的补给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但这是唯一能在南水北调来水之前支撑城市生命之源、甚至延续城市发展的办法。

因此，北京不得不透支着自己的未来。

缺水，缺水，首都告急

5年前与王建一同发起“乐水行”活动时，环保志愿者张俊峰只是在一些数字上间接地知道北京缺水，而且很严重。

5年下来，把北京六环内的大大小小河流都走了几遍，并开始走到更远的上游河北地区，张俊峰才彻底直观地看到，北京有多缺水。

“所有的大河，出了城去看，都是干枯的，五环内的河流已经没有自然水了。所有你看到的有水的河，都是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张俊峰说。

走水的时候，王建他们曾到过门头沟区自古以水著称的斋堂镇灵水村。村子里过去有大小72眼井，还有八角龙池龙逸出的神话传说。但是现在，村民都称灵水村为缺水村八角龙池长满了杂草，村里只剩两口井能够出水。

这与多次参加“乐水行”的志愿者在北京市内看到的情形是一致的。从“乐水行”创办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坚持每周六随行走水的张祥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不用看啥数据，就知道北京肯定严重缺水，原因很简单大部分的河里都没有水，都是干的。

有数据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所依托的有21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进入21世纪后，有2189公里长的河道常年干涸，年均断流天数从78天增长到200天以上。

永定河，北京五大水系中最长的一条河流，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三家店以下70多公里长的河道常年断流、干涸。

“乐水行”的志愿者们现在再也看不到千米多宽的永定河道，在经过时，只能通过讲解辨识出，眼前这条干涸荒凉的风沙带，一度被盗沙者挖得千疮百孔，布满大大小小的沙坑，一段有涓涓细流一段干涸的故道，曾是孕育了这座城市的北京母亲河。

水库的水量也在锐减，宣告着首都的水情告急。

王建介绍，上世纪50年代，官厅水库的来水量一年是20多亿立方米，到2007年，连1亿立方米都不到了；到2009年，只有可怜的2000万立方米，从20亿到2000万，直线下滑。

加上水污染程度不断加剧，官厅水库于1997年被迫退出了饮用水供水系统，水质改善以后因水量不足，只能作为备用水源。密云水库变成了北京唯一的“一盆清水”。

但设计库存量超过40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在2009年时，可利用的来水量只有1.77亿立方米，而当年北京全市总需水量为35.5亿立方米，密云水库来水量还不足全市总需水量的零头。

水量剧减之下，用水量却逐年上升。今年6月，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对外宣称，今夏市区最高日供水量将达297万立方米，达到自来水集团供水能力极限，刷新2011年创造的百年供水史上的最高纪录。

“总量在减少，消耗在增加，分子越来越小，分母越来越大，自然会面临水危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研究与交流部主任胡勘平对记者说。

排污，污染，形势严峻

戴顶大草帽、脚登运动鞋、双肩包的一侧插着个水壶，每个周六都是这副打扮，5年下来，60多岁的退休伐木工人张祥把北京六环内的大小几十条河流走了五遍。

“今年2月，在天通苑、立水二桥东那地方，见到N个约3米长两米宽的排水口，齐刷刷地向外排污水，黄色浑浊的水轰轰地从排水口直接涌向河里。”张祥向记者描述自己见过的最震憾的场景。

张俊峰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北京的四条纳污河道清河、凉水河、通惠河、西坝河，沿着这些河走走，又脏又臭。最震憾的是几年前在燕莎附近，沿着亮马河走时，在燕莎往东几百米，看到了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马路的西边，是修建得非常漂亮的河道，人工景观、游船，引得人们流连忘返；距离几百米，马路的东侧，一经过南侧的水闸，就是臭气熏天的污水流，白得像牛奶一样，流入朝阳公园，奔着酒仙桥就过去了。

“这么短的空间尺度上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别，非常震惊，我连续几年都带人去看这个地方。”张俊峰说。

经过治理，近两年来，这种场景已经看不到了，张俊峰认为，这种天壤之别的人工与自然交接景恐怕要在很长很宽的空间范围内才可见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王建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过去自然美丽的清河，从一条自然的、城市边缘的河，逐步演变成了一条排泄几百万京北人生活污水的河了。他知道住在清河附近的人喜欢开这样的玩笑：“每天坐公交车下班不用担心坐过站，闻到那股臭味儿就知道该到了。”

北京市政府也几度大额投资治理过清河，但每次水质还清都无法持续多久，由于人口增加，生活废水随之而来，清河总是很快复归肮脏恶臭。

张俊峰一开始想不通，明明河流都干枯了，为什么北京还有唯一常年有水的温榆河水系，水从哪里来？后来“乐水行”志愿者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最后才发现，温榆河流向北京城外的水，都是从每家每户的水龙头流出来的。

“至于这些水龙头流下去之后经历了哪些地方，我们就凭想象去想吧，有的经历了污水处理厂，有的根本没有经过污水处理厂。你看北京市水务局去年冬季公布的指标，所有北京市往外流的水全是‘劣五类’的。”张俊峰说。

污染致使水不仅量上短缺，质也无法保证。五类水的概念，就是严重污染，水里都没有生物了，都是尸体，都是死的东西，所以又黑又臭的。

根据2009年的检测资料，昌平、延庆、密云、怀柔、顺义、平谷，这些地区地下水的达标率还是比较高的，水质较好。城近郊区，像房山、大兴、通州，达标率比较低，水质较差。

据此前有关部门对全市81条河流2150公里的河段监测，有56%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污染又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王建直言。

危机，危机，接踵而至

北京不是从来就缺水。

史上，北京是个水乡泽国，大清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北运河水系、潮白河水系、蓟运河水系环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修建水库，目的也是在于防洪，而非蓄水。

现在干涸了的永定河，历史上曾7次淹没北京，仅金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它81次决口，9次改道，因为总是洪水泛滥，康熙把它改成了现在的名字，过去，它叫无定河。

再比如皇家园林集中的北京西北部，过去玉泉河水源充沛。王建两年前到西苑时，当地的一位老先生就回忆说，过去西山泉水很多，水质也极好，是历代皇家饮用的水源，他们小时候都以西苑的水好而自豪，都说这是皇上喝的水，这里过去种植了大片的水稻，著名的京西稻就是因为水好，种出的稻米也很好吃，营养价值高。

过去，颐和园北边一直到圆明园一带，都是成片的水面。里面有鱼有虾有螃蟹，有藕有莲花有荸荠等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和动物。现在，不是沥青铺成的路面，就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一抬眼都是巨大的钢筋水泥景观。

自2005年以来，园林景观用水捉襟见肘，颐和园昆明湖冬春季节频繁出现湖底干涸现象。初春的十七孔桥下，昆明湖已成为风筝放飞的场所。

据《北京水利志稿》记载，北京在解放初期有200多个湖泊，但到现在只剩下50个左右，消失的胡泊多是因为楼房和建设而被掩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水危机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降水只有多年同期的一半，1965年官厅水库水位低于死水位，城区用水紧张，后来国家紧急拨款3000万元，开掘京密引水渠，将密云水库的水直接引入城区才渡过危机。

第二次水危机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干旱，北京严重缺水，只好通过大量抽取地下水来渡过危机，一下打了4万多机井，把北京的地面打得像筛子一样。

第三次水危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下持续了7年，密云、官厅两大水库的地表水资源入不敷出，地下水大面积超采，1981年国务院决定，密云水库主要保北京，天津改由滦河供水。这一时期，节约用水、计划用水开始实施。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供水进入了未曾预料到的恶性循环。

王建向记者介绍，供水能力赶不上用水量的快速增长，每年夏季用水高峰总会出现相当大的供水缺口，不得不对一些地区和行业限制供水。市自来水公司总是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不断兴建或者扩建水厂，冒着严寒，顶着酷暑施工，以便补上供水缺口。而每当新增的供水能力刚刚补上供水缺口的时候，立刻又出现了新的缺口。

从1999年开始，北京连续12年干旱，到2010年连续11年的平均降水量只有448毫米，自然的来水北京减少了20亿立方米，密云、官厅两大水库加起来80多亿立方米的库容，可用水量只有4亿立方米。在这种形势下，从1999年以后，北京逐步压缩用水，年用水量从40多亿立方米下降到2011年的36亿立方米。这次危机至今没有结束。

北京市副市长夏占义也曾公开承认说：“人多水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缺水成为制约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瓶颈。”

截水，抢水，忙成一片

为缓解用水缺口，北京忍痛割爱，将税收贡献极大的首钢搬迁到河北曹妃甸，将冶金、电力、化工等行业累计300多家高水耗、高污染企业停产退出。另外，北京也减少了玉米和小麦的种植面积，直接取消了250万亩水稻的种植。

水资源的紧缺，并不是北京一城之困。今年2月份，在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意见的新闻发布会上，水利部副部长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京发展所依托的海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率已超过100%。”

这背后的事实是，整个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达1200亿立方米，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漏斗区已在华北形成。

中国水科院研究员裴源生就警告说，海河流域继续维持现有病态，地下水按目前开采规模，浅层地下水在80年内将完全枯竭，深层地下水10年左右将会完全疏干，从而必将造成无可挽回的生态灾难。

但海河流域的城市显然顾不上这么长远的事了。

北京周边的河北，形势同样严峻。上世纪50年代，河北还是每年有大量土地被淹没(2000万亩左右)，旱灾面积仅300多万亩。到上世纪末，情况颠倒了，每年的水灾面积仅一两百万亩，旱灾面积2000多万亩。

在紧挨北京的河北涿州，孙家庄镇，井越打越深，现在新打的机井都到300多米了。涿州方面认为，虽然有整个华北水资源匮乏的自然原因，可是如果不是北京每年从拒马河截水两亿立方米，这里的地下水位恐怕不至于下降的这么快。

据媒体报道，涿州方面多次向河北省水利厅、海河水利委员会和水利部申诉，但无果。当地的水利官员抱怨说：“虽说河北省和北京市是同一级，但份量不一样。水利部也在北京地面上，海委和水利部哪个惹得起北京？”

媒体还透露，河北曾向北京开出一年补偿6000万元的要求，后者根本不予理睬。河北省后来甚至想在位于涞源的拒马河上游建造工程，抢在北京之前截走水，但终因无人敢“拍板”而作罢。

曾在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王建告诉记者，地处北京下游，很多本该流入天津的河流还没到天津就已经断流。永定河、潮白河被官厅、密云两大水库截断之后向北京供水，但下游河床干涸，本来应该入境天津的水资源被北京截走了。

这种情况在蓟运河水系的泃河上，情形又颠倒了过来。泃河从天津蓟县流经北京东南的平谷区，天津是上游，北京成了下游。天津蓟县在泃河建的杨庄截潜工程，是一个几乎尽人皆知，但又讳莫如深的项目。

多年走水，行迹从北京扩展至河北，张俊峰渐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用一句玩笑来归纳自己的发现：“什么叫城市？就是墙上贴的广告是办证的。什么叫农村？就是墙上贴的广告是打井的。”

张俊峰解释，打井成为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因为地下水位下降造成的。因为农村打井时，一般只打到地下水位再深十几米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地下水位是60米，为节省开支，老百姓打井一般就打到70米。

但是这个地下水每年都往下降，过了一两年之后，这个井就没有水了，基本上废了。这很能说明问题，即一个地区只要有这种广告，那就是地下水位下降速度非常快的地方。

“地下水位下降造成的社会成本增加，而且这个成本转嫁给老百姓了。”张俊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