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金融热点及展望（3）

在现实当中，为什么促进民间投资、支持民间资本的相关政策难以落实？无论是从2005年、2006年的旧的非公“36条”，还是2010年以来的“新36条”，在现实中政策经常难以落实，难以真正使民间资本受惠。背后的原因可以总结几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直接掌握政策落实程度的各级政府部门的认识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转变。现在有一种典型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比较可靠，民间资本如果过度介入这些领域，可能会带来风险，甚至影响某些关系民生的产品的价格或是服务的供给。还有一些部门怀疑和抵触民间资本的相关促进政策，认为在现实当中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国有经济的比重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大幅度下降了，民间投资的比重已经很高了，因此不需要出台专门的促进政策。在某些领域，由于存在行业垄断和既得利益，对于向民间资本放开也有一些消极态度。

第二个原因，对于某些促进民间资本介入的行业来说，由于存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行业管理体制不灵活，即使允许民间资本介入，民间资本在介入过程中也会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真正实质性介入这些行业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即使能够进入，也很难获得一个合理的竞争地位，往往会面临很多政策风险。这就使得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比如，一些资源类和公用事业的行业经常会有民营企业由于产业调整、行业规范等非市场因素被迫退出。像教育、医疗行业，民企被迫退出的案例非常多。现在虽然像铁路这样存在一定的管制程度的行业也谈到要大量吸引民间资本，但民间资本对进入这些透明度不太高的行业和领域也有很多担忧，另外进入还有很高的门槛，客观上还是限制了民间资本的介入。

第三个原因，缺乏有效的政策落实机制。近年来，对于民间资本，国家从政策和法律层面的相关措施已经越来越清楚了，障碍似乎是没有了，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具体的操作层面。我们在接触各个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细则落实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虽然地方政府出台了几项政策，但具体到相关的一些部门要进一步真正引入民间资本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或是积极性不高，或是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现有细则还是不够务实，未来必须提出更加明晰的进入程序和途径。另外，要有效监督政策的实行，要把相关工作量化，纳入到政府部门工作的政绩考核中。否则，一些经济主管部门具体推动民间资本介入自身主管行业的积极性在现实中也不是特别高。再是，要消除很多行业的隐性壁垒，消除在政策文本之外阻碍民间投资的一些潜规则。

第四个原因，民间资本有效转化为民间的实物投资或金融投资，还需要有更多的政策保障和外部条件。民间资本的介入需要有外部的支撑，才能够最终形成现实的资本形成，或是现实的投资动力。比如，民营企业主导的投资同样需要有一定的融资来源，来扩大它的资本规模，但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民营企业都存在难度和瓶颈，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只能依靠内部积累和民间借贷，这就制约了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进一步扩大，真正进入某些实业并且有效实现资本形成，最终促进投资的过程。另外，在现有的政策中，在税收、土地使用和其他政策优惠方面，对于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还缺乏实质性的鼓励政策。

第三，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需要关注的两个改革重点。

第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促进民间投资的根本目的必须明确，应该是着眼于赋予民间资本以合理的平等待遇，进而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和转型，有利于企业部门的协调发展，还要有利于改善居民的社会福利。近年来出台民间投资促进政策的时机，往往都是经济下滑风险比较大、迫切需要刺激内需的时期，用来弥补现有的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或是投资动力不足，弥补消费和出口不足所导致的经济下滑风险。而在经济进入偏热的阶段，政策落实的积极性就会下降。这背后隐含的命题是什么？现在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功利性比较强，更多的是想通过民间投资来解决政府迫切面临的保增长的问题。比如，2011年在经济走向有些过热的情况下，落实2010年“新36条”的积极性普遍有所下降。一到2012年发现保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又重新想起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需要落实。按照政策周期，2011年就应该出台相关的进一步落实的细则。利用民间资本、促进民间投资的真正目的应该是着眼于长远，短期目的并不是核心的目的。

第二方面，促进民间投资也要避免走向另外的极端，不应该只为了配合国家政策，而放松对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方向、属于“两高一资”等领域的民营企业的约束。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民间资本介入某些领域的风险问题。比如，民间资本介入金融业，要注意控制民间投资主体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防止金融风险的积累。历史上如印尼、我国台湾、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银行业向民间资本进行开放的时期，也都有一些教训，比如，在银行业大量向民间资本放开的过程中会出现民间资本介入到银行，拥有控股权大量进行关系贷款，关系贷款是典型的民间资本介入金融业可能会遇到的风险。从各国发展历史看，在民间资本介入银行业、金融业过程中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往往是同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和体制，来防范或控制民间投资主体的风险问题。现在很多民间资本想介入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领域，因为它们可能转制为银行。我们在调研中感觉民营企业家集中出于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很多人感觉做实业没有比进入银行业有地位，更受人尊重。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参股未来的金融机构，使自己的企业或者关联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获得更多的便利。

与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密切相关的就是小企业融资问题。无论是现有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还是广东等地一些金融创新、金融实验的改革，提出的核心观点都是为了更多地激发民间资本和活力，更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之所以要考虑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是因为有很多民间资本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引导到社会经济比较需要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可能还处于一种金融资源严重缺乏的情况，其中一个代表性领域就是小企业。

小企业融资难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自身确实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信誉度相对比较低，内部的管理可能不太完善，因此很难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青睐。二是可用的融资方式和渠道比较少。三是缺乏信用增级平台。在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同样也是难，但它有一些如担保、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种种方式给小企业融资增加信用等级水平。四是现有的金融体系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现有的中国的金融体系的核心是大银行、大金融机构。从根本上讲，大银行和大金融机构最优客户选择就是大企业。我一直觉得现在强调大型商业银行基于社会责任、基于满足国家政策需求来增加小企业融资是可以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缺了一环就是缺大量的小金融机构、大量的零售机构。五是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有限。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支持中小企业，但客观上没有实质性解决其融资瓶颈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对中小企业的功能和作用认知不足。

首先是促进就业。之所以很多年以来我们虽然一直强调支持中小企业，但总难落到实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的宏观政策并没有真正关注就业优先的目标。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往往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我国宏观政策最为关注的目标还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就是GDP保持增速。而现在多数国家越来越重视就业优先的目标，无论是欧洲央行还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采纳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首先考虑的是就业问题。因为就业问题直接影响到居民福利，而居民福利会对政府的权威性和政府周期产生极大的影响。去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开始越来越强调就业问题，因为就业问题关系着社会和谐问题。2012年3月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撰文指出，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可以概括为五六七八九,五是指中小企业税收贡献占整个税收的50%，六是指占GDP的60%，七是指占进出口的70%，八是指承担就业80%，九是指数量上占整个企业数量的99%。小微企业是中小企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就业方面，过去说中小企业占城镇就业的80%，其中主要是小微企业。例如：来自浙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１月底，全省小微企业56.9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7％。其中小型企业13.6万家、微型企业43.3万家。小微企业吸纳就业1178.5万人，占所有企业的55.5％。在一个市场中不断出现新的小企业，不断有旧的破产，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而大企业、垄断型企业的规模边界比较稳定，很难有大的变动，因此一个社会的劳动力的变化，就业水平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中小企业。

第二是促进创新。上个世纪40年代英国一位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进行科技考察，花费大量时间来证明世界上众多的发明创造是中国人完成的。等他证明此事后，在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对于李约瑟难题有很多解释。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从事创造和创业的草根阶层，而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离不开来自于草根阶层的创新和创业。而发展小微企业，是企业家创新创业的主要平台，是推进创新的重要力量。之前我们谈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国家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创新，关注的是大企业、大部门，对于小企业、对于来自于草根阶层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动力往往关注不够。而这种自下而上的创新动力是一个社会长期持续焕发创新活力的基本支撑。来自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截至去年年底的一个统计显示，小微企业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这说明小微企业的创新动力很足，如果进一步加强对小企业的支持，创新动力肯定会进一步迸发。微软等国际上著名的IT企业最初不就是一批毕业生在车库里做起来的吗。

第三是促进消费与改善民生。在小企业中就业的这些人基本上是属于中下水平收入人群。稳定住了小企业，就稳定住了中低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最重要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小企业发展不仅关系到就业，还关系到促进消费，关系到扩大内需，关系到结构调整。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资本一样不能仅仅留在过去比较空泛的讨论上，而要落到其内涵，落到实际发生的作用，落到切实有效的措施，要从这些方面着手。

现有的过于依靠大中型银行，依靠工、农、中、建、交，依靠全国性股份商业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是不现实、不客观的，也不符合各个国家促进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基本经验。解决融资难有三条思路。一是引导银行业信贷产品创新来服务中小企业。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观点。现有银行业的信贷产品创新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小企业抵押能力比较弱的情况，给予一些不需要抵押或不需要太高的信用等级就能够获得贷款支持的模式。二是促进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创新。在现实中，有些地方推进中小企业集合信托、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还有依靠中关村代办系统推动的新三板，这些源于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创新，使得中小企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获得更多融资支持。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现有的新三板类似于美国的纳斯达克，比纳斯达克再草根一点的叫做OTTBC，也就是所谓的四板。未来资本市场不断降低门槛，有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来适应不同层次的企业的需求，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关键点。三是促进金融机构的创新。一方面，必须注重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与现有的金融改革有点不吻合。中国现有的证券金融机构一说改革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完全市场化改革，但是即使在德国、美国，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在我们的金融机构体系中有一个缺位。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就是直接为了达到政府的政策目的，运用金融手段对中小企业进行支持。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大量的中小金融机构。除了村镇银行之外，银监会现在也提出了在“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社区银行。我认为未来发展社区银行不仅仅是现有银行的分支机构，而且要注重发展独立法人的社区银行。最后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除了银行类机构，保险、担保、小额贷款公司、抵押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融资是一个间接支持。

除了民间资本、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以外，与各个地方的金融创新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热点主题词是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它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未来中国整个金融结构的发展。

之所以重视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是因为：一方面，各个地方现在越来越重视金融发展和金融竞争，最早成立金融办的地方政府是上海，大约在2002年、2003年。当时，上海成立金融办只是为了解决一部分国有金融资本的归属问题，但后来随着各个地方的政府开始在区域金融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形成现在所谓的地方金融的战国时代。各个地方都在搞金融竞争，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经济体下，各个地方的经济千差万别，各个地方的金融发展状况也是千差万别，完全由一个统一的监管体制来监管，往往很难解决各个地方不同金融风险的问题。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现在提出了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