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宁：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2）

二、民主党内新鹰派的海洋战略溯源

我认为会议所指的“新时期”，应当是指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而这10年正是日本新鹰派在民族保守主义潮流涌动下登上日本政治权力巅峰的最佳时期。新鹰派是指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以“市民型政治家”自诩的战略派群体，其代表人物无疑是最近从国土交通大臣提升为外务大臣的前原诚司。前原诚司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系国际政治专业，是日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高坂正尧的高足。1987年，前原进入松下政经塾（八期学员）。1991年，28岁的前原诚司成为京都府议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1993年作为日本新党成员当选众院议员，后因不满党首细川护熙与小泽一郎的联合而脱离新党。加入民主党后，他一度担任过党首，并在众议院担任过“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武力攻击事态对应特别委员会”首席理事。

前原自诩得到高坂正尧的真传，而高坂正尧恰恰是日本现代海权理论的权威。从1962年起高坂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海洋霸权的理论书籍——《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中央公论社，1965年）、《古典外交的成熟与崩溃》（中央公论社，1978年）、《外交感觉——同时代史的考察》（中央公论社，1985年）、《国际摩擦——大国日本的处世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87年）、《和平与危机构造——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5年），等等。可以说高坂正尧是当代日本“海洋国家论”和“海洋文明论”的始作俑者，其基本观点认为对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而言，海洋决定着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给日本带来无限生机是活跃在滔滔大海上的民间商船队，日本的“自然之力”决定了日本文化不是“大陆文化”，而是“海洋文化”，这不仅是历史的总结，更是“日本未来的希望”。

在日本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阐发高坂正尧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两个：一是主张用麦金德所说的“新月形包围圈”来包围和限制价值观不同的中国的川胜平太。他提出了所谓“近代国家”是从“海域世界”产生的观念，对安倍晋三影响很大。另一个是白石隆，他在《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提出了一个几乎令所有正常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日本究竟属不属于亚洲？”白石隆问道，我们现在说的“日本”，“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呢，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 他还认为，“大陆亚洲”是农民与乡绅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中国至今还维持着这种反“海洋亚洲”的生存秩序，因此，“海洋亚洲”是中国以外的亚洲。

其实日本的所谓“海洋文明论”，无非是一种试图从文明史上重新对“日本”进行世界性定位的“文明史观”。这种“文明史观”以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绝对优越感”为基本宗旨，完全抹杀两千年来“东亚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真实，歪曲日本文明接受亚洲大陆文明滋养的基本事实，制造“孤岛文明”的虚假幻影，扭曲日本国民和世界民众关于“东亚文明构建”的心理认知状态。这是在未来中日关系中非常具有破坏力的一种理论形式。

正是这样一种日本新鹰派政治势力与主张“日本的海洋文明”论调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在社会上制造了所谓的民意，并为“市民型政治家”们提供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民主党政府这样一个缺少执政经历和处理大国关系经验的新政权，在对应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上放胆进行“政治赌博”。明眼人都看得出，东海合作前景黯淡是日本方面制造事端的必然结果。我国固有的钓鱼群岛被日本长期强占，其领土争议原本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我国渔民世代在钓鱼群岛海域张网捕鱼更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传统营生。试问，倘若没有海上保安厅无理拦截和炮艇挟持，何来“撞船事件”；不是日本把执法权滥用到我国岛屿及海域，中国公民怎么能对日本海警“妨碍公务”？哲学家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按照因果律构筑的，因此，一切后发事件都不会在逻辑上反对前面的起因。认识到这一点并分清事情的因果是非，即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只有日本从根本上改正自己的错误做法，其后的诸多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按照常理，国与国之间发生些小摩擦，理当通过外交渠道沟通解决。让人想不通、料不到的是，一个口口声声讲求国际法理的国家，竟会使用国内司法程序处理国家间的争端与摩擦。究其远因，日本的国家海洋战略与之不无牵连。直到今天，这场风波的负面影响还在继续扩大，人们有理由担心事件对中日关系大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尽早化解中日在东海上的僵持局面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常言道，心痛还须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东海上的僵局如何打破，中日间民众的对立情绪怎样缓解，这是日本方面应当抓紧考虑和尽早付诸行动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亡羊补牢，在后续处理上采取得当做法，两国尝试在争议海域建立一种可以控制的规则和机制，也可以化消极为积极，变坏事为好事。当然，这需要日本领导人摒弃以对抗和争夺为着眼点的海洋战略，拿出改正错误的勇气，发挥更多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