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日本社会上一直都存在极右的观点,但不是主流,整体的保守是主流。日本的主流社会承认美国的价值观,承认美国带来的民主主义,承认天皇的象征性,对军国主义持否定态度。但日本整个社会的思维是非常保守的,做什么事都非常慢,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措施和改革也比较慢,日本20年间采取的措施,美国在2年间全用上了。这种特点表现在社会进程的任何一种改革上。它的改革进程,是非常费时间的,左右摇摆,方向不清。
这个国家除了保守以外,在文化传统上是一个缺少哲学思维的国家。日本所有的大学没有独立的哲学系,而中国任何一个综合大学都有哲学系。实用主义的特点也体现在日本政治上。日本人不会像欧洲人那样先去讨论一个主义,或者一个价值,弄明白方向后再说怎么走,他们非常现实。所以它对待国际问题,对待自己的问题,对待和中国的相处都是这样的。
讲到这几年的日本社会,我是这么看的。它的保守源于遗留了很多战前的行政体制以及人脉关系。战后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危机出现,那时受国际思潮的影响,左派、右派很清楚,冷战之后国际上左派右派不清楚了,日本的社会党也没了,没有什么可战斗的,总体更加趋于保守了。问题出在哪儿?出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迷失了方向和定位。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高速经济增长所支撑的政治生态和政党政治模式也失去了基础。日本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注意。高速增长时期有几个词汇代表了那个时代:“高速增长”、“充分就业”、“超安定社会”、“政治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基础是高速增长。国家手里有钱,可以进行利益再分配,而当没有钱的时候,以往的利益分配机制难以维持,政治也乱起来,到现在还没找着北。这种情况下,容易刺激出来一些非常极端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如果把日本比方成是一个病人,那么,我们对待一个病人,不能像对正常人那样,必须使用对症的办法。我们在面对处于转换期的日本时,需要思考如何诱导以及如何实现我方的利益最大化。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跟我们自身的发展和变化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周边关系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需要认真思考我们自身的应对方式。
李晓宁:
日本的保守派多是穷人,美国的保守派多是富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日本的行政官僚继承了以前流传下来的成规成法,战略目标和步骤都比较清晰。然而最近民选上来的人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做法很不一样。日本经济比较发达,在国际政治上却是“侏儒”状态,他们想改变。
松下政经塾找一些穷孩子培养,选出精英解决问题,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人在技术上的用心是非常细致的,但大的战略方向经常判断有误,我不清楚日本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请湘穗说说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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