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4）

第四，我国的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必要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要求，而且我国通过切实增强有效的制度供给，逐步建立起科学、严密、高效、动态的反腐倡廉、监督机制，能够使我国的腐败问题得到可控，不会使腐败完全蔓延开来，使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致命的影响。有些国家包括俄罗斯，腐败都不可控了。尽管我国腐败处在高发、易发时期，但是总的来讲，我国的腐败问题可控制。另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提出一系列新的制度要求，而中国的政治体制通过“三个跨越”，较好地满足了这些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有利的稳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第一个跨越，是用长期自觉选择培养制度跨越了政治领导人更替的风险。第二个跨越，是用中央集体领导制度跨越个人专断的缺陷。国外学者很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中共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犯大的决策错误？其实，他们不明白，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解决了集体领导的问题，而且越是高层，这个问题解决得越好。邓小平在1986年11月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时讲：“我们实行的是集体领导，有事情大家一起商量决定，我自己只起一份作用。”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第三个跨越，是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来跨越单一票选民主的缺陷。票选民主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至于多数是否掌握真理、是否正确，票决是没有责任的。而协商民主恰恰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可以把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变成大多数人的共识。这几个跨越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好的决策机制，既避免了政治动荡，又避免了决策失误。

中华民族兴不兴

中华民族能不能在本世纪末实现伟大复兴取决于以下几点。

第一，能不能最短时间内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搞工业化、信息化，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发展新农村。发展新农村投入大量的钱，过不了几年，这个村子就成了空村。因为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人一走，大量的投入怎么办？另外，我们既要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又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都是高科技了，就业怎么办？我们还面临“松下扩张症”的问题，就是不要过分粗放的扩张。要解决“广式饥渴症”，就是对土地的饥渴。还有要解决“京式症”，就是PM2.5的问题。这些矛盾的解决有待于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一则关于“格林斯潘难题”的笑话，是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找到上帝问，我想让政府主导经济，又宣称我们搞市场经济，这样行不行？上帝说，不可能。接着格林斯潘问，我要降低劳动者工资，又想让他们多消费，行不行？上帝说，也不可能。然后格林斯潘问，我想扩大货币发行量，又控制通货膨胀，行不行？上帝皱了皱眉头说，孩子你需要重修经济学原理了。这时候，格林斯潘跟上帝急了，说等一等，我知道发改委可以。一则笑话隐射了我们中国人在做上帝做不到的事。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经济发展方式真能转变过来，我们就要重编经济学原理。那么，我们到底是重编经济学原理，还是重修经济学原理？这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到底能不能及时地转变过来。中华民族能不能复兴也取决于这个。

第二，能不能打造一个世界性的中国梦。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六个世界梦。最早是罗马。有“条条大道通罗马”之说。后有中国的长安，当时长安有100万人，其中10万的外国人，外籍人口占到10%，比我们现在多。现在北京外籍人口占不到1%，国际化大都市外籍人口最少占5%以上。纽约的外籍人口占30%，伦敦的外籍人口占25%。后来又出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荷兰梦。还有伦敦梦，再有就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大家向往的苏联梦，现在是第六个梦美国梦。现今的中国要达到世界性的中国梦，不光要在物质上，GDP成为老大，政治上还要有创新，并且可以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

共产党能不能

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在1926就提出过共产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问题，如果长期执政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或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尖锐，即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统治阶级，整体上生活条件低于被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的某一些分子和阶层。历史把这种前所未有的矛盾留给了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以牺牲行会利益克服这个矛盾，就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即便成为统治阶级，如果不能为了阶级的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直接利益，就不可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其实这里说的是执政党成员的生活条件能不能低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从过去的历史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共产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在巴黎公社讲到，巴黎公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务员的工资不能高于工人的平均工资。这就是马克思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巴黎公社失败了。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巴黎公社原则和市场经济规则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我们一切的“行不行”，关键取决于共产党能不能。由此我们要着重处理好几个关系。首先，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我们现在有8000多万党员，在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党员的质量更为关键。党员的质量就是党员的党性、党员的政治素养、党员的思想觉悟等。要使党员质量得到保证，方法之一就是对党员进行更多的锻炼。而在平时，对党员进行锻炼的关键就是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把共产主义信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紧密结合起来。其次，处理好职业与事业的关系，即处理好直接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其他阶级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执政党成员的整体生活条件和状况能不能低于广大人民群众。很多执政党之所以蜕化变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眼前的直接利益而牺牲了长远利益。我们党始终注意解决执政后党的利益与工人阶级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不仅是我们党的本质决定的，而且是我们有效抵御各种“颜色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保证党长期执政而不变质的关键之一。再次，处理好规则与原则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巴黎公社原则一方面引领市场经济的规则，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特有的灵活性，给市场经济规则以极大的运行空间。在把巴黎公社原则与市场经济规则有机结合起来方面，我们党一直强调三点：其一，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必须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巴黎公社原则。其二，强调把党的最高纲领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保障物质利益同发扬无私奉献精神等方面的关系说清楚、讲明白。其三，始终坚持公务员的待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水平相适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相协调，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全体人民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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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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