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幼儿园：取消赞助费，户口房产成新门槛（3）

对部队、机关、街道幼儿园

“影响非常大”

北京市此次调整收费标准，主要涉及公办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分为两部分：政府教育部门办园和非政府教育部门(部队、企事业单位和街道乡镇)办园。

8月23日，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规范本市幼儿园收费问题答记者问时介绍：2011年，北京市共有公办幼儿园797所，在园儿童21.1万人。其中，教育部门办园356所，在园儿童10.8万人;非教育部门办园(部队、企事业单位和街道乡镇办园)441所，在园儿童10.3万人。

“对于教育部门办园来说，这次调整价格，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政府把不收赞助费后我们亏损的部分，全部承担了。”冯惠燕说，但非教育部门办园，处境就有点不太一样。

空军直属机关蓝天幼儿园(下称“蓝天幼儿园”)是部队办的一所幼儿园，该园园长秦书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赞助费取消后，对他们“影响非常大”。“我们的拨款和经费保证不到位，所以应该说比较困难一些。”

据冯惠燕介绍，赞助费取消以前，无论是教育部门办园，还是非教育部门办园，赞助费主要用于发放教师工资。

赞助费取消后，收费新规规定，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成本包括以下内容：教职工工资、津贴、补贴及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等正常办园费用支出。这么多项支出，幼儿园单靠保育教育收费能应付得过来吗?

冯惠燕说：“政府每年给教育部门办园补贴1200元/生，给非教育部门办园补贴3600元/生。”虽然补贴每生每月高出200元，但除了补贴，政府不再负担非教育部门办园其他费用。教育部门办园教师的工资全部转由政府承担，而非教育部门办园，还得在保育教育费里支出工资，这多出来的200元远远不够，“他们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没钱就跟政府打报告

同属公办幼儿园，为什么非教育部门办园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教育部门办园的经费直接来自地方财政，据冯惠燕介绍，北京市第一幼儿园的经费就来源于东城区财政。据储朝晖介绍，有些街道(幼儿园)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的经费是这个社区的钱、当地居民的钱。而部队办园经费则主要来自部队，企事业单位办园要不来自上级单位，要不就是自负盈亏。

“因为它不是政府办园，是机关办园。它的人不是政府的人，这里面牵扯到体制的问题。”冯惠燕说，方方面面需要协调，“这些问题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能解决的事情。”

冯惠燕认为，政府接下来会补充相应的措施。“现在，他们只能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账上有钱先花着，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儿。”账面上要是也没钱了，“那就跟政府打报告”。在冯惠燕看来，非教育部门办园的困难只是暂时的。

而在秦书华看来，要解决蓝天幼儿园的困难，“首先投入要到位”。幼儿园办园不能做无米之炊。比如说保证老师的工资，保证老师的住房、保险，还要保证幼儿园取暖用电，这样幼儿园才没有后顾之忧。

不能用公共财政办子弟学校

然而，部队、企事业单位加大投入，却再次引发家长的担忧：这些幼儿园基本上只招收本系统职工的孩子，外边的人，没有关系，很难有机会挤进去。

“觉得上幼儿园难的家长，从来都不是那些单位有自己幼儿园的家长。”一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家长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进一步指出：“所有单位的幼儿园用的都是财政的投入，这个投入严格说是不符合规范的，财政的投入不管是行政部门还是事业单位，这个钱是用来做行政开支的，用来做事业经费的，不能用这个钱办自己子弟的教育学校。”

“从长远来看，机关单位办的幼儿园，以后是要逐渐理顺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提供了一些学位，解决了一些孩子入园难的问题，实际上它又是幼儿教育的一部分资源，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储朝晖说。

储朝晖认为，以后这些幼儿园应该向社会开放，服务公共，这类幼儿园长久发展，可能会有体制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广州机关幼儿园向社会开放，正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失败的收费改革

据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介绍，2000年，政府实际上就意识到了收费标准过低的问题。而后，北京市教委学前教育处和北京市发改委曾尝试改革，北京有的幼儿园开始体改试验，主要进行收费制度改革。

2003年，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开始体改试验。参与体改的幼儿园大部分只收600元的保育费和150元特色费，总共750元。这样的收费，北京市第一幼儿园维持了6年。

到2009年，为了生存和发展，“我又要求改回来了。”冯惠燕说，“改回来”有些迫不得已，因为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同时参与“体改”的东华门幼儿园园长郝建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遇到的问题也一样，最后也“改回来了”。

要求“改回来”，还有另一种心理。“别的幼儿园都去收赞助费了，那些不如你的幼儿园，收费都比你还高，你的心态就有点不平衡了。”一家参与“体改”的幼儿园园长表示。

虽然不得已“改回来了”，但冯惠燕一直认为赞助费不合理。“收赞助费就跟要小钱似的，还得和你砍价什么的，我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它不像我们卖菜。这是教育，教育不能用钱来衡量”。

不能让收费新规沦为一纸空文

直到现在，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也想不清楚，1997—2005年，15年过去了，幼儿园的收费标准从未调整过。“而且这15年正是我们国家翻天覆地变化的15年”。

实际上，今年北京市调整后的收费标准跟1997年的收费标准有一定的相近性。1997年一级一类园月收费标准230元，占当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2%;规范后新的一级园月保教费收费标准为750元，占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比1997年低了两个百分点。

1997年收费标准出台后不久，幼儿园就因为运行成本增加、政府投入不足，纷纷开始收赞助费。如果新的收费标准再次出现不够的情况，新的“赞助费”也极有可能重出江湖，收费新规必然成为一纸空文。

在冯惠燕看来，如果不想让“赞助费”卷土重来，收费标准就应该2~3年、3~5年测算一次，并作一个相应的调整。“要是不变，还是会重蹈覆辙”。

冯惠燕说，“以后我们还得有一个灵活的调整机制”，而且大家都能适应、认可这种调整机制，觉得它是应该的、合理的。只有这样，收费标准再作调整时，才不用那么兴师动众。“你看我们这次调整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测算，然后开会，这半年就没闲着。每次测算我都经历了，下的工夫很大，之前做了很多宣传，老怕老百姓接受不了。”

“再一个就是家长和政府的合理分担机制。”冯惠燕说，教育成本基本上是固定的，政府多交，家长就少交。赞助费的出现，就意味着政府投入的不足。要维持目前的收费标准，必须加大政府投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多方协商机制，才是一个长久的方式。储朝晖所说的“多方”，包括幼儿园、当地居民、社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我们长期使用的是政府一口价，这个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多方协商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现在规定的750块钱，对有的幼儿园来说不够，对有的幼儿园来说还是比较多的。”不过，多方协商，各方面得是平等的，幼儿园不能太强势。

此外，北京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梁雅珠等多位专家认为，调整幼儿园资源配置，增加幼儿园数量，提升幼儿园质量。改变目前这种供求关系，“让家长有的挑”，才能从根本上满足老百姓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