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

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社会主义文化相对于资本主义文化而言，并非是绝对的和纯粹的，它与历史上的文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存在着交错的现象，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中存在过去时代的文化现象其实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是违背马克思的原意的。

《东方早报》：如何“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意味着一种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么？

黄力之：自“9.11”以后，“原教旨”这个词被妖魔化了，其实，我认为对一个思想体系来说，“原教旨”的含义是中性的，它是指其基本立场与思想的存在。

当然，我们可以不用这个词儿，我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原生态”，定义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文本中所表达的思想。所谓“回到马克思”，即首先回到这儿。

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我的看法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尽管马克思主义是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对马克思主义原生态不以为然的态度，却已经成为一个默认的趋势。

某地方党校的一项调研报告指出：现在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和流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基本原理教学安排不够或根本就没有了，现在许多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仅仅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到底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并不知道。

培训设计的偏差证实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生态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一些人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当今时代已经不适应了，只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就行了。这种做法，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价值不符合，另一方面客观上加剧了对马克思主义不相信的倾向。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令人担忧。从逻辑上说，如果思想的河流有了“流”就可以了，那就不必要“源”了，但没有“源”的话，“流”又何以存在呢？

何况，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的忽视，或者说不知道，造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误，此一教训是深刻的。

《东方早报》：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代的马克思，是《资本论》的作者，是一位面孔严峻、目光锐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在列宁主义时代，马克思则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位风尘仆仆、激情满怀的革命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则又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作者，一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马克思究竟是谁？

黄力之：你说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构建性问题。按照解释学的理论，任何思想在被他人述说时，总会出现差异。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注意到，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手稿混乱不堪。有些著作没有完成，而且还自我修改。1930年前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证实，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观念重新发现的角度来书写。

我们总是批评教条主义，其实，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教条主义者。任何一种思想，只要“说话者”不在了，就没有人能够字字照办，句句照办，后来者必须进行选择，对字句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种构建。事实上，自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后来者都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工作，因为他们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就不叫马克思主义者了），也离不开时代的要求。

我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原生态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间的关系是：“适者用之，不适者暂时搁置”。邓小平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指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回答“马克思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既取决于马克思的文本，也取决于我们时代的要求。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生态，但也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当下问题实现对接。显然，毛泽东、邓小平开启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都是循此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构建性过程是不会凝固的。

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东方早报》：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初衷是什么，他当时似乎面对着什么理论困惑。我们也知道，从写作本书的一年前开始，马克思几乎阅读了所有西方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阿尔都塞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接触”。

黄力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陆续写作于1844年4月至8月，处于马克思思想的巴黎时期（始于1843年10月流寓巴黎，1845年迁往布鲁塞尔），因此也称巴黎手稿。

阿尔都塞把巴黎手稿看成是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接触”，这就揭示出了马克思当时的理论或者说学术关注点。1843年3月，普鲁士政府查封了民主派报纸《莱茵报》，马克思退出了编辑部。本来，马克思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把国家看作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大量阅读有关历史著作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这年夏天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但查封事件使他对黑格尔思想的有效性产生疑惑。他后来说，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能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是要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

何谓“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呢？那就是特定社会的经济生活。恩格斯在1869年也说过，1842年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进行批评时，不得不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而要在当时切实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在经济落后的德国进行，必须在英国或法国。

因此，巴黎手稿的初衷是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事实上这部著作也保留了相当大的经济学内容，这在日后成为《资本论》的原始构架。

有趣的是，在今天看来，巴黎手稿在标志着马克思思路的重大转向--由哲学转向经济学，确立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与立体式批判时，自身却失却了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据我所知，后来的人们只把它当作哲学而不是当作经济学著作来尊敬。

《东方早报》：作为一本马克思生前并未公开出版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出版后曾经引发了理论界的激烈争论。有一种观点极大的抬高了本书的理论地位，认为作为马克思早期最重要著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是“概括了马克思的全部精神范围的唯一文献”，如何看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地位？

黄力之：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巴黎手稿没有出版。直到1932年才在苏联和德国同时出版。德文版是由两个社会民主党作家齐·朗兹胡特和J.P.迈耶尔编辑出版的。的确，在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下，巴黎手稿受到了极大的重视，甚至由此引发了”两个马克思“的冲突。

什么叫“两个马克思”呢？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一个马克思是由第三国际或者斯大林解读出来的，而另一个则是由巴黎手稿解读出来的。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他们写的前言中，赞扬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它表明马克思理论的真正核心是异化而不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宣告》的第一句话稍加改动可以这样表达：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差不多同时，比利时人亨·德曼在奥地利的杂志中也说：“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它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马克思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843年和1848年之间。不管人们对他后来的著作的评价多么高，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却表现出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他认为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就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