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3）

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在苏联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巴黎手稿所受到的重视是有限制的、有条件的，简单地说，凡涉及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都以“不成熟”而搁置。现在都已时过境迁了。我们不妨看一下巴黎手稿在中国的出版情况：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1956年起）对巴黎手稿的收录采取了“另类”形式，即不按正常时间收录（应该录入1956年的第1卷，却录入1979年的第42卷），选集第1版（1972年）不收录，选集第2版（1995年）部分收录，全集第2版（2002年）则按时间收录。更重要的是，200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是全文收录，在中央领导人关于文集出版意义的讲话，以及有关部门的出版说明中，都是完全肯定文集中所有著作的意义的，并无任何保留。

这样，巴黎手稿的价值合法性问题，应该说是解决了。

《东方早报》：在一些持上述观点的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耐人寻味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曾经就此作为反思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一种理论资源。如果马克思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他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区别和历史联系是什么？

黄力之：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所研究的问题，大都与巴黎手稿有关。甚至可以说，手稿中提出的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时代课题。中国亦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大论争便反映了巴黎手稿中的思想实际上介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当下中国“以人为本”的背景下，说马克思是某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这不仅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还必须这么去说。你想想，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的问题，当年苏联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快的，工业化以超高速完成，而且还奠定了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物质基础，所以不可能在这一点上构成错误，重大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没有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去对待人。尽管不是说所有人，至少也是相当多的一些人受到了不公正、不人道的对待。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这么说，如果那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恪守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原则，能会发生此类错误吗？

但是，马克思主义又的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马克思的思想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联系的方面来说，马克思毫无疑问地继承了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特别是康德所提出的“人是目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被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这一启蒙主义口号。我们知道，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终极价值去定位共产主义的，他认为共产主义并不只是改变一种财产关系，而是回归到人的本质，恢复人的本质力量的多样化。他认为，如果人只是受物欲主义的控制，那么人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是目的意味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从区别的方面来说，那就是关于人问题的程序性。程序性是指解决人的问题要先从社会的阶级关系入手，即先解放工人阶级再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当资产阶级社会不断用空洞的“自由”、“民主”“人道”去缓和工人阶级的情绪时，马克思只好少讲这些东西。这一点，英国卡尔·波普尔在1943年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就表示了理解，波普尔说，马克思看到像“自由”这样的概念受到了无耻的歪曲，他只好口头上不宣扬自由而在行动上宣扬自由，马克思以改进社会来追求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公正，更加安全、更高的生活标准。因此，马克思与一般人道主义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他的人道主义要差劲一些。

《东方早报》：相对应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理论家将西方抬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是“别有用心”，曾针锋相对地“贬低”本书的理论地位，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成熟”为由“，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才代表真正的马克思的观点。

黄力之：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确如此。理论问题的背后是实践动机。当时人们处在阶级斗争观念的狂热中，只承认阶级的对立，不承认人有共同的方面，因此排斥一切关于人道和人性的思想，连马克思的思想也不例外。

历史已经证明，人的价值的至上性、人性的关怀，这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趋势。一项事业的理由再充分，也不能忽视人、虐待人，特别是人的生命。当年德国法西斯战犯在纽伦堡法庭试图以抵御共产主义为理由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被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断然拒绝--违犯人道的罪行是任何意识形态也不能为之辩护的。忽视人道主义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不是由巴黎手稿来承受，而是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承受。我注意到，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复兴过程中，已经基本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对巴黎手稿持非议态度了，相反，大家都从中去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证明。

《东方早报》：再引申一下，如何看待马克思早期著作与中晚期著作的关系，存在孰高孰低么？马克思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还是如西方学者所说，有“两个马克思”，早期是人道主义，中后期是历史唯物主义？

黄力之：我认为，这个问题往复杂一点说，那就要去深入进行文本的分析，看看是否存在两个互相否认的马克思。这比较难，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会反思自己的思路，会清理思想的发展路径，但没有总体上否认过自己的某一阶段--当然这是指他的学术阶段，而不包括学生阶段。

简单一点说，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指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发展性，任何一个思想家都如此。没有两个马克思，只有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轨迹。如果说，马克思在后来的确没有关注前面说过的一些话，这只是意味着时代问题、现实生活在指引他，但不是说前面的话说错了。

自巴黎手稿以后，马克思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的确处在发展和变化之中。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多地是从经济规律来揭示，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而不是从人的异化来谈。但是，即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是继续使用了异化劳动的概念，还发展和丰富了他早已形成的关于人及其本性、本质的科学规定。

《东方早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个人的思想的流变中意味着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意味着什么，可以看做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么？

黄力之：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个人的思想的流变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毕竟，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要说区别的话，那就是在马克思本人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人类思想的一座高峰，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马克思不能对后来者负责。

巴黎手稿的意义在于，它作为单独的文本，实际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从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与当下的哲学理解、政治经济学理解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这三大理解构成了后来者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文本的每一部分都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三大组成部分。以经济学而论，更为艰难的研究还在后面--马克思到英国去进行长期研究，你不可能指望他在手稿中把经济学问题都说透。

即使是哲学，显而易见的是，手稿对认识论并没有更多的讨论。但是，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哲学文本，因为它讨论了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问题，讨论了人的终极价值问题，也讨论了文明的最高目标问题。这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性来源。当人们需要批判历史与现实中的专制主义、不公平的剥削制度、物欲主义对人的深层控制时，你都可以用巴黎手稿去对付之，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黎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并无不当之处。

忽视人的主体性曲解了马克思——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东方早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出版有什么偶然性吗？这短短的十一条，一千五百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恩格斯将这份提纲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什么样的“新世界观”？

黄力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的笔记，这篇笔记写在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上有标题为《1．关于费尔巴哈》。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直到1888年恩格斯在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才把这篇笔记作为附录首次发表，标题为《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按恩格斯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是自己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的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恩格斯判断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这就是说，没有恩格斯去翻查马克思留下的全部文字材料，而且有这么一个判断，那就不太可能在当时发表出来。

我认为，这份提纲的意义在于，1845年的马克思在认识论上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奠定了“新世界观”。这个新世界观的重要之处，不是一般人们所认为的物质先于意识的唯物主义内容，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即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甚至通过对唯心主义的价值认识来表达。

《东方早报》：无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都赞扬了费尔巴哈的“真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在通信中也称赞他创立了“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也曾是紧跟费尔巴哈的“学生”。但为什么，在这一提纲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从褒奖转向以批判为主，甚至可以说是“划清界限”，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何种转变？

黄力之：19世纪40年代，费尔巴哈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声名鹊起。他陆续在1841年、1842年、1843年分别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1842年再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算是小青年，因此恩格斯说：“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在对费尔巴哈的阅读和接受中，马克思的确受到影响。说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有着费尔巴哈的影子，这很自然。

为什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发生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呢？其实，思想的发展总是有迹可循的，此时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其实并非突然。我们可以发掘一下。1842年4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就说过，关于宗教问题，自己和费尔巴哈是有争论的。在1843年10月的另一封信中，马克思明确地说，费尔巴哈使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在于，“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这已经触及到费尔巴哈的根本缺陷。

恩格斯在1888年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说法：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做“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观点的工作”，这就使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理论分手定格于1845年。其实，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经与费尔巴哈有了很大的不同，而手稿是在恩格斯逝世后很久才整理出版的。至少，巴黎手稿中关于人的社会性的结论，就意味着马克思根本地超越了费尔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