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6）

黄力之：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184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转移到英国，马克思侨居伦敦，恩格斯回到曼彻斯特。这时候，马克思加强了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而这一研究的首要之处，那就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最权威的理论。

我们关注一下马克思1851年间的阅读活动：1月，他研读稀有金属、货币和信贷方面的著作；2月，研读休谟、洛克和更多的货币方面的著作；3月，研读李嘉图、亚当·斯密和流通方面的著作；4月，继续研读李嘉图和货币方面的著作；5月，研读凯里、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原理著作；6月，研读价值、财富和经济学著作；7月，研读工厂制度和农业收入方面的著作；8月，研读人口、殖民和罗马社会经济学著作；秋天，研读银行、农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马克思在笔记本上记满了从80位作者的著作中摘录的大段文字。

这样，1844年的马克思尽管已经读了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但还没有把这种知识融入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中。所以，巴黎手稿客观上分成两个孤立的对等部分，恰如后来的人们所给的标题：“经济学和哲学”手稿。

而到1857-1858年，马克思已经同时吸收了李嘉图和黑格尔，用拉萨尔的话说，马克思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有了经济学历史的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虽然继续着巴黎手稿的中心议题，但却有了更为深刻的规律性表述。可以说，这就是《资本论》的成长史。

《东方早报》：“序言”中马克思回顾了自己学术探索道路特别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多重学术研究角色，这是否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某些特点？

黄力之：马克思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是：

本来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个人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说明他当时的爱好兴趣在于哲学和历史。但在1842--1843年的《莱茵报》期间，遇到了两次挑战：一次是辩论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必须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这是一件“难事”。另一次是在《莱茵报》上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自己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个人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自己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妄加评判”。

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写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著作，在写作中意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于是，马克思在巴黎便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此一过程，英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P.安德森揭示为：马克思的注意力是循着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向发展的。有意思的是，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如果要说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哪些特点，我认为就是人们通常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经院哲学式的纯理论，开辟了理论（包括哲学）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东方早报》：马克思在《序言》中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是否在暗示，在资本主义未获得充分发展之前，迫不及待的过渡到新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或者说，20世纪的国际共运是不是＂两个不可避免＂说的太多，而两个决不会说的太少。

黄力之：关于马克思这一段话的含意，我们可以往前追溯9年，即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有这样的文字：在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应该说，《序言》中这段话也就是将9年前的话更加理论化、逻辑化。马克思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即使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也不能随意地、超前地去发动推翻它的革命--特别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功能尚存之时。

我们知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人会陷入革命的狂热之中，他们以为，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现存政治权力，便可以改造出一个新社会。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否定了这样的思路。恩格斯也说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受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可以理解为，革命的真正合法性在于执行生产力的逻辑要求，而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愿望。

20世纪的确存在“两个不可避免”说的太多，而“两个决不会”说的太少的现象，造成了人们忽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功能，急于超越现实地去追求共产主义的实现的幼稚行为。当然，历史不是按照图纸运行的，当工人阶级及其意识已经形成，资产阶级的政权在危急中犹如苹果般落到无产阶级手中时--如1917年的俄国，只有傻瓜才以“两个决不会”去拒绝。问题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人们应当以一切手段去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包括吸收资本主义的有效手段。这样，事情依然会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运行，只是出现了另一些偶然细节。

《东方早报》：在“序言”之前，马克思在1857-1858年间还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两篇东西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黄力之：从写作计划说，《导言》是马克思为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总的导言”，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了《导言》，他说自己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必须引导读者跟着自己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而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说，《导言》的相对独立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关系到唯物史观的整体性、辩证性，这表现在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文化艺术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可以说，它提前对《序言》作了补充。

美国D.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1996年版后记中，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理由是，对马克思来说，文化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详细说明，经济基础到底是如何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为什么伟大的历史宗教能历经几千年保留到现在，而伟大的政治王国和大型经济体系却瓦解了、崩溃了。

显然，贝尔只是对马克思的《序言》作了简单化的解读，当然，这样的解读与马克思文本的“简约主义”有关。但有了《导言》，情况便不一样了。《导言》对文化与社会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作了阐述：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就艺术等等而言，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像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关系那样重要和那样困难。

马克思还以希腊艺术为例说，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可以说，贝尔是无法面对《导言》去指责马克思的。

《东方早报》：马克思在1857年年底写信给恩格斯中：“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基本问题是什么”？“洪水”又是什么，是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么？

黄力之：是这样的，1857年欧洲发生了经济危机。我们看一下马克思1857年12月22日作为社论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欧洲的金融危机》就知道了。

马克思在文章中概括了当时欧洲金融危机的表现：汉堡仍然是危机的中心，危机比较剧烈地影响了普鲁士，并渐渐使英国的金融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风暴的遥远回声已从西班牙和意大利传来。工业活动的停滞和由此而引起的工人阶级的贫困，迅速地扩展到整个欧洲。在迅速蔓延的经济危机现实的召唤下，马克思的自然进入了”发狂研究“的状态，他意识到必须加速从整个机制的运行上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

《东方早报》：据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后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连李卜克内西都说他从来没有对一本书这么失望过？

黄力之：按戴维·麦克莱伦所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序言》，其余部分既不系统也无实质性的内容。限于专业，我不能妄评经济学内容，不过，我注意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部分后来进入了《资本论》，我觉得这就够了。

《东方早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两次使用了“所谓的文化史”之说，难道不存在文化史吗？

黄力之：我注意到，马克思在《导言》中，对18世纪以来便盛行的“文化史”概念是不信任的，他说：“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象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不过表示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还说，”历来的观念论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同所谓文化史的关系，这所谓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

不是说不存在“文化史”，我们知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有过对政治史、法律史、科学史、艺术史、宗教史的否定之语，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不是学术史，而是说在历史因素的序列中，存在着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此，当时思想界的“文化史”是指文化观念本身的独立性、绝对性，其发展不必依赖于社会经济过程，这就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史”的这种警惕性，应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创建的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如果不与延续已久的唯心史观加以严格的区分，那就很难建立起来。

恩格斯反思“经济决定论”——读“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

《东方早报》：请界定一下“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1890年至1893年之间）”这个概念，为什么要重视这些书信？

黄力之：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指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外延则是指一组书信，主要有：1890年6月5日致保尔·恩斯特，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等，尽管这是一些书信，由于这是在短期内集中讨论同一主题，自然形成了独特价值。

英国学者S.H.里格比评价道，恩格斯在生命临近结束时，感到必须否认那种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简约主义解读，厘清他和马克思原本的“意旨”。恩格斯提供了一种对马克思的合法解读，将马克思视为是“辩证相互作用”观点的倡导者。

《东方早报》：恩格斯承认马克思和自己当年“都有同样的过错”，比如他曾说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负责任的”，这“同样的过错”究竟说的是什么？后来者避免了这样的过错吗？

黄力之：事情的起因是，1890年6月5日，恩格斯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代表人物保尔o恩斯特的来信而回了一封信给他。当时，恩斯特在与奥地利作家巴尔进行论战，巴尔提出妇女问题是“性别问题”的观点，并将恩斯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恩斯特向恩格斯求救，恩格斯尽管自称没有时间来研究这个论争，而且也断然否定了巴尔的观点，但他同时也批评了恩斯特。

恩格斯认为，恩斯特的错误在于：在没有对具体国情进行具体研究的情况下，就简单地把挪威的小市民与德国的小市民混为一谈，用对德国小市民的理解去批评易卜生的戏剧作品，而恩斯特还自以为是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解决问题。

恩格斯把这个问题上升为：恩斯特以为这就是唯物主义方法，但是，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从这件事意识到了唯物史观面临的问题：它在被当作一个简单的公式到处滥用。对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们应该自己负责，但是，理论的创立者有没有必要进行自我反省呢？恩格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作了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