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5）

黄力之：这部著作的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B.鲍威尔和M.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看看书名就会感受到批判性和论战性。主要动机就是在批判与清算中表明一种新的历史分析框架的存在。

当然，论战风格的存在还与当时的态势有关。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了第一部合作著作《神圣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接着，鲍威尔出版了回应《神圣家族》的著作，把马克思恩格斯称为”费尔巴哈式的教条主义者“。1844年11月，另一位青年黑格尔哲学家麦克斯·施蒂纳，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把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费尔巴哈的学生来进行批判。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必须以应战的态度来讲清楚他们自己与形形色色的德意志思想家的区别。

《东方早报》：马恩在本书中也阐发了他们与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对于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与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究竟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黄力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有一个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主题，即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被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又叫”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流行于德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有赫斯、格律恩和克利盖等。这种社会主义的影响非常大，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思想家都信奉之，本质上是乌托邦社会主义。

在政治经济思路上，“真正的”社会主义美化宗教式的小土地所有制，鼓吹用平均分配土地办法可以使小私有者摆脱贫困和剥削；在哲学与价值观上，他们宣扬用人类之爱来实现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说成是一种“野蛮的破坏倾向”，可以说是19世纪欧洲版的“告别革命”论。

为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要讨论这一问题呢？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过是费尔巴哈思想的实际应用而已，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真正的类本质”、被嫁接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组合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给一批青年德意志的美文学家、江湖医生和其他著作家打开了利用社会运动的大门。由于德国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社会运动在开始时也就变成了纯粹文学的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完备的社会文学运动。问题又回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最完备的社会文学运动”又如何呢？

《东方早报》：继《神圣家族》之后，这本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本重要合著作品。与马克思独立完成的作品相比，马恩合著的东西具有什么特征？

黄力之：这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异同，要进行文献学与考据学研究。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他们之间是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的，而且恩格斯始终强调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辅助性贡献，他称马克思为“第一提琴手”。

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之不可分，列宁有一说法，恩格斯后来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可以说“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

与马克思独立完成的作品相比，马恩合著的东西既具有他们的思想统一性特征，也会有各自的微妙区分。列宁认为，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着力于笔调明快的论战性的著作。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这一章而言，原稿主要是以恩格斯的笔迹写作的，但经过马克思的大量删除、修正、增补并作了栏外笔记。苏联时期的马克思著作版本专家曾经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内容逐条同《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的有关内容加以比对，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达到的一切，都写进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提纲的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充分反映和发展，这就体现了他们之间的统一性。而从著作所附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直接承续来看，列宁所说恩格斯着力于“笔调明快的论战性的著作”一语，也是有根据的。

《东方早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自由、平等之类的观念，这反映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让人不能不想到“普世价值”。

黄力之：关于一个时代与社会的统治思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

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即是说“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区分了概念与实在之间的关系：一个概念可以在实际上不存在，存在的东西并非如概念所示。比如，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所说的“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反过来说，工人阶级所实际承受的剥削、压迫、异化，却变成了社会文本中的“自由、平等”。问题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为了得到社会全体成员的支持--这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能够接受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赋予自己的价值观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必须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表明，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是可以存在的，只是可能的情况是，具体的普世价值述说主体（资产阶级）并非真正在推行普世价值，而是另有意图地推行自己的个别性价值观。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当下研究“普世价值”问题必须区分出两个概念，一个是指认特定价值内涵的“普世价值”，即认定哪些价值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一个是“普世价值观”，即在认定某些价值的普遍性意义的基础上，强行在一定范围内推行。我认为，普世价值概念只能存在于前一意义上。

1842年青年马克思在普鲁士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就批判了贵族阶级对本阶级特权的维护与人类文明的敌对，他指出，贵族等级的辩论人以近乎滑稽的严肃、近乎忧郁的尊严和几乎是宗教的热忱阐发了“关于等级会议的崇高智慧和它的中世纪的自由与独立的假想”，甚至去论证“人类本性的原则上的不自由和不独立”，“这些老爷们想给自由吹嘘一番，说它不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自然礼物，而是吉祥的星星所赋予的超自然礼物。既然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个别人物和个别等级的个体属性，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逻辑地构成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

从这一基本关系出发，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某一价值主体的价值诉求当成价值的普遍性要求，以此为标准强行改造其他的价值主体；一种是坚守价值的个别性，否认价值的普遍性，实质上是否认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前景。

由于西方设下了“普世价值观”的陷阱，我们尽量不采用“普世价值”这样的概念，但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是存在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也不能存在了。

我认为在研究“普世价值”问题时，还是要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断上来。

《东方早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费尔巴哈也讲“以人为本”，他的人本主义对我们厘清当下语境的“以人为本”理念有什么启发？

黄力之：为什么说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呢？因为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只能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除了爱与友情，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

当费尔巴哈看到大批患瘰疠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认为必须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来解决问题，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如果像费尔巴哈那样，致力于把“人”从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并不能前进一步。

费尔巴哈也讲“以人为本”，他的人本主义对我们厘清当下语境的“以人为本”理念有什么启发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一方面承认人的终极价值意义，费尔巴哈的“以人为本”是针对基督教的思想统治的--上帝让自己无所不能，而让人却一无所有，因此要恢复人的本体地位。对当下马克思主义来说，必须恢复人的主体性，必须以所有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但另一方面，如同费尔巴哈一样，面临当下中国的社会分化，有些人满足于人的地位的空洞提升，满足于古典启蒙主义的胜利，这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还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思想，必须对人作社会历史的分析，强调“以人为本”是具体的历史行为，而不是空洞的理念。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在制度和规章层面上优先去解决社会弱势者的困难，遏制物欲主义对人性的解构。

《资本论》的成长史——读《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序言”及“导言”

《东方早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只是一篇简短的序言，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黄力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的地位，依然在于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表述与阐释。早在1845年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

差不多15年以后，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单独又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表述。尽管目的同一，但差异也明显存在，大体的差异是：前者的出发点是批判旧哲学，清算以往的哲学信仰，后者则是基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前者侧重于对历史的现实基础的阐述，后者则侧重于对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前者在行文风格上是较为散漫的、开放的，后者却是严谨的、图式化的。

我们可以把其中最经典的文字化为逻辑结构：

1、任何人都必须进入一种生产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2、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现实基础：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3、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4、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5、经济基础的变更导致上层建筑发生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结论：正如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一样，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社会意识。

从接受的角度说，通过这样一个“简约主义”的图式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比起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解读来说，要相对容易一些。马克思在这里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结构性与动态性解剖时，他是一字一句地斟酌，而不是随意地信笔拈来的--英国柏拉威尔说马克思在此处是“引人入胜的雄辩”，直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相信这一切为止。我认为，这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有特殊意义的。不过，凡事都有另一面，在以后的历史中，我们将看到这种“简约主义”图式的缺陷。

《东方早报》：“序言”写于1859年1月，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马克思这十五年间的经济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对日后撰写《资本论》有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