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7）

恩格斯的自我批评是有明确表述的。在致布洛赫的信中，他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在致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再一次承认马克思和自己”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

恩格斯的自我反省表明，在创立唯物史观时，他和马克思为彻底驳倒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唯心史观，不得不在较长的时间里，把论证的重点放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主要原则上，因而没有得及充分展开论述整体性的系统内部之复杂关系。

我个人认为，这一反思首先应当是针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说的，《序言》的长处是简洁严谨，但是对社会要素的内在辩证关系没有展开，用恩格斯的话说，这容易”给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

尽管恩格斯的反省也有含糊之处，但他无论如何也承认了当初的表述至少是容易被曲解的，”忽略“了应当重视的问题，因此，他在这一组信中详细地阐述了那些被忽略了的问题。

所谓“过分看重经济方面”，就是指忽视了历史过程的辩证性、复杂性，造成了唯经济论的价值评价标准，以及相应的历史批评方法。从20世纪以来的事实看，马克思主义的后来者并没有避免这样的过错，那种唯经济论的价值观，那种否认人类精神对历史的推进作用的观点，还是很有市场的。甚至鲜有人去明确地指认马克思的“过错”，把恩格斯的反思空洞化了。

《东方早报》：怎么理解恩格斯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一判断对我们理解当下的发展观问题似乎很有针对性。

黄力之：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恩格斯认为，存在着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它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的内部联系是疏远而难于确定的，甚至还可能使人忘掉这种联系--而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任何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包含了三个要点：1、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2、上层建筑与观念文化对历史是有作用的，有时甚至会产生主要作用；3、经济运动与上层建筑及观念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性而存在，上层建筑及观念文化作为偶然性而存在，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表现出来。

的确，当我们认为历史只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必然性而推动时，却又总是可以看到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替代，由于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英国的社会变革就不同于法国，王权与贵族成为英国的活的历史，而在法国则只剩下遗迹。没有近代以来启蒙主义者的意志和作为，中国漫长的传统文化当然可以继续存在，正如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一样。

说到恩格斯这一判断对我们理解当下的发展观问题的针对性，你可以读读2011年4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的署名文章，说：”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伊朗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白色革命‘值得研究，尤其是东欧剧变，那时它们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差，人均ＧＤＰ都达到１万美元以上，我们所讲的政治、体制优势他们也存在，但这种优势可以转化。这次中东所发生的变化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共同点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腐败严重。这些社会问题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内也存在，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东方早报》：恩格斯晚年似乎很明晰地反思了“经济决定论”的所谓“唯物史观”，但我感觉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没有领悟到恩格斯的思路。

黄力之：是这样的，卢卡契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时，就提出了总体性方法这个概念--当然，他不认为这是他本人而是马克思的概念，他说：“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经济动机的优先性，而是总体性的观点。整体性范畴，整体对部分的优先性，是马克思方法的实质。”

英国学者肖恩“塞耶尔在其20世纪末的研究成果中也认为，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主张发展生产力，是一种盲目的‘生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与误解。当然，生产活动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像人类的其他能力一样。诚如我一直在试图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的增长看作是人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途径。如果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对环境与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它就是没有价值的，应该受到控制。”

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醒人们注意恩格斯的反思之理由。

《东方早报》：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的相关表述一度遭到阿尔都塞、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批判，甚至有人认为恩格斯晚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这种误解是如何造成的？

黄力之：我认为，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本身的理解。当恩格斯指认了他和马克思当年在理论上的“过错”时，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这种“过错”当成正统性，一定要让后来者方便地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那还谈什么开放与发展呢？

又是卢卡契，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了一个也许偏激的观点，他说，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

卢卡契的意思是，“正统性”如果要存在的话，不在于具体的任何一句话、一个观点，而是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包括其科学态度。

《东方早报》：那么，与上一个问题相关的是，我们如何看待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黄力之：恩格斯晚年的反思与自我批评，可以理解一种开放性的科学态度，更重要的当然是理论的发展。例如，在致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对观念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讲的更加充分，他说：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说，尽管任何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说都是受制约于社会经济与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并不能以此去否认其相对独立性--至少，对思想家来说，他自己认为是独立思考的，与什么经济社会无关。

恩格斯接下来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的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1840年代、1850年代的思想中，非常强调思想、精神产品的被制约性，而且是属于一定阶级的人们为自己这个阶级所做的意识形态工作，我们过去有一说法，“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样就生产了意识形态的责任问题。斯大林时期就是这样，你的作品被认为是有问题的，那么你就要承担责任，你可能被开除、流放。实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做法。

而恩格斯认为，推动思想家的真正的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这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社会的领导者来说，你可以去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中的意识形态实质，但你不能要求思想家对此负一切责任，不能要求艺术家去负政治责任，不可以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几乎所有的艺术家们都是热衷于对古典文化的挖掘、发现，以及再创造的工作，他们被古希腊时期的人神合一的魅力所倾倒，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是让文化和艺术超越于中世纪之上。但是，从这一运动导致的神学世界观及其社会结构的瓦解后果来看，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实际上是被自己所不知道的动力在推动着，新生的社会阶级、阶层在生产着自己的文化需求时，抛弃了旧时代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因此，当时的文化人实际上是在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开辟道路--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如果我们早一点能够认真地对待恩格斯的反思，有些错误也许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