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计划生育政策初衷只针对一代人（2）

人口形势的五个变化

《21世纪》：现在人口形势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本转变？

田雪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几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所谓更替水平就是总和生育率低于2.1，母亲净再生产率下降到1.0以下。即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已是负数，只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总体人口还要增长一段时间。但是这样的生育率保持下去，就会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和负增长。现在，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依稀可见。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已经启动由人口压迫生产力向着生产力压迫人口方向的转变，即前面提到的由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向着发达国家人口问题类型的转变。完成这个转变需要时间，也需要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

第二个判断，是劳动年龄人口由升到降拐点的到来和即将到来。 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达到74.5%，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拐点刚刚越过；2017年绝对数量达到峰值，是不久即将迎来的另一个拐点。当前，虽然“黄金时代”尚未结束，但是第一拐点或者叫刘易斯第一拐点已过，第二拐点不久即将到来，“盈利”、“红利”的减少直到转为“亏损”、“负债”是不可改变的。这一趋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长期的积累效应是深刻的。

第三个判断，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第六次人口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到9.1%，与过去的预测比较，显示出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城乡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特点。老龄化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结果，趋势也由此决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一是要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体系，二是要关注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影响将越来越大。

第四个判断，是人口城市化驶入快车道。人口结构还包括人口城乡结构和地区分布结构，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视。城市化率由1990年26.4%提升至2011年51.3%，年平均升高1.2个百分点，这在世界人口城市化史上是仅见的，也由此引发不同观点的争论。有人惊呼“城市化大跃进”，需要“叫停”；也有人说，中国城市化“落后了”，滞后于工业化。

我以为，虽然“大跃进”论说过了头，但是确实存在城市化速度、数值、占地等的虚张，需要调整。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坚持走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道路，避免城市化“拉美陷阱”。

第五个判断，是出生性别比持续走高的趋势。这个问题1980年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曾经提出并建议采取宣传教育、提高妇女地位、运用法律手段等，防止生育上的人为性别选择。据我所知，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对此十分重视，国务院分管领导曾经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只是成效不大。

政策调整越晚越被动

《21世纪》：鉴于目前人口上述5大形势的转变，我们的政策应怎样调整？

田雪原：不过不同时期重点有别，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为主，将高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一步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现。

第二步完成由数量控制为主向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为主转变，同时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当前处于这一过程之中，一方面人口数量控制不能放弃，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至人口零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素质提高尤其是结构调整越来越迫切，权重应逐步提升。

第三步在人口零增长以后，依据届时人口自身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实现全方位的适度人口。

《21世纪》：目前应怎么调整呢？

田雪原：我仍坚持原本提出过的意见。就生育政策来说：一是“双独生二”(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2个孩子)，现在绝大多数省区市均已实行；二是“一独生二”(夫妻双方有一个独生子女，可以生2个)，先农村后城市；三是“限三生二”，即除符合规定的少数民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保证不生育三个以上孩子前提下，农村可以普遍生育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