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收缩策略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大国是如何应对严重衰落的呢?美国相对实力的削弱使得学者及决策者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核心问题是，迅速进行收缩是否具有合理性或可能性?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收缩策略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表现出弱势并招致攻击，应当避免采用收缩策略。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警告，"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一种认识，即美国正处于晚期衰落中。许多专家认为经济危机将使美国撤销对海外承诺。削减防务开支的宣言被世界认为是美国人开始撤退的标志......减少我们对世界事务的参与，将会对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这些观点对当代国际政治有着深刻的含义。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格局秩序将会在下一个十年内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如果悲观论是正确的，美国的政治家和利益集团将不愿或者无法对其海外责任进行重新整合资源。美国信用度的削弱和下降的观点将刺激决策者不惜鲜血和财富的高昂代价继续坚持沉重的海外负担。而在另一些观察家看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意味着一个衰落的霸权国家为了寻求振作其一落千丈的地位而作出愚蠢的最后喘息。

有关收缩策略的概念

"收缩"作为一项为应对相对权力衰落而缩减其重大战略性责任的政策。抽象来看，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将资源从次要利益重新分配至核心利益上，从而降低对外政策的总成本。具体而言，可以分为节省支出、降低风险和转移负担三种途径。一般来说，悲观主义认为，为应对相对衰落的收缩策略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两种。

第一，国际制约条件：收缩策略产生滑坡效应。一些悲观论者认为收缩策略的实施会对大国的国际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并不可取。比如，在《世界政治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吉尔平将收缩政策视为"衰落大国很少采用"的"危险路线"。因为收缩被视为"相对虚弱的象征"，只能使盟友失望，同时会煽起潜在敌人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预防性战争而不是收缩政策更可能成为急剧衰落困境的"主要解决手段"。

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也同样怀疑大国收缩策略的可取性。虽然科普兰意识到预防性战争及其他强硬政策的风险，但他仍将收缩政策视为最后解决措施，认为它收益低风险大。一方面收缩政策"通过牺牲相对权势的过程......能够降低一个国家赢得任何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收缩调整付出的代价不可能"获得崛起国家的好意"，因为衰落大国无法相信崛起国家对"取得优势之后"的行为的保证。结果，只有在排除武力选项的极少情况下，收缩政策才是理性的选择。

这些论点具有许多局限性。首先，反对者夸大了信誉在确保承担的责任中的重要性。在柏林、古巴发生一系列危机之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曾评述道，"苏联政府之前同意从古巴撤回导弹和飞机，并不是力量削弱的表现，而是基于现实考虑......但是柏林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它不仅对苏联政府至关重要，而且苏联人在这一地区占有压倒性的常规优势。"这项发现支持了收缩策略的基本内涵：通过集中稀缺资源，收缩政策以其强硬信誉的消散换取了关键目标上的能力集中。其次，高估了收缩政策对大国能力和声誉的破坏程度。大国的各种承诺之间并非相互依赖，而经常被是认为是竞争性的。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政府明确放弃朝鲜半岛的全胜，转而加强对欧洲的威慑力。从次要地区撤出节省了资源，标志着对战略重要地区更强有力的保证。最后，批评者也低估了预防性战争的危险性。他们的推理完全漠视俾斯麦等人的警告，即预防性战争是"对死亡恐惧的自杀行为"。实际上，大国进行预防性战争风险颇大，一旦打败，则为整体溃败打开大门。即使打赢了，巨额花费也足以将一个强国折腾到一蹶不振的地步。

第二，国内限制条件：收缩策略受(国内)政治所困。另外一些悲观论者认为收缩虽是一个吸引人的战略，但是国内政治进程的干预会阻碍国家采取收缩策略。艾伦·弗里德博格(Aaron Frideberg)认为，国内政治分歧阻碍了国家准确评估本国相对实力地位以及在转型期作出理性反应的能力。保罗·肯尼迪强调，国家很难收缩，受到诸如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僵化的经济机构等国内因素的制约。亨德里克·斯普鲁特同样认为，在被军方、说客或僵化的国内经济机构利益集团主导的国家，放弃领地责任会更难。也有人认为是文化或观念因素使大国放弃对收缩策略的考虑。

尽管收缩策略受到国内制约的观点在一些情况下有用，但也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一，国内政治理论假定利益集团一致支持推动海外扩张。然而国内利益团体的进程偏好比我们大众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微妙。很多国内利益团体反对海外义务，而支持将开支花在国内而不是海外冒险上。其二，那些支持强硬对外政策的利益集团并非一种声音，也不是将所有利益都置于同等地位上。其三，国内政治理论有关国内利益团体如何干预政策制定过程的能力并没有清晰的阐述。一些研究强调民主国家可以使利益团体更易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然而，史蒂芬·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在研究中发现，"中央决策者的目标与那些私人部门的目标之间始终存在严重分歧"，但"国家往往都能占据上风"。其四，国内政治理论一般都低估或忽视国际环境影响国内政治的能力。决策者并非在真空中运作，精英们需对国际格局的变动作出反应。

衰落程度与收缩程度的关系

新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是清晰的，在无政府状态下为安全而竞争的国家对它们所处的环境会作出大致理性的反应。因为在竞争性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反应迟缓或无远见之明的大国将会收到负面反馈，直至幻想破灭或被挤出大国行列。要避免这种命运，国家须敏感于其地位变化，恰当地调整目标和手段，并且体面地衰落。国家如同公司一样，如果挥霍无度，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会破产。一旦目标过于宏大而超出了现有能力限度(这种情形亦被称作"李普曼差距")，国家会由于过度扩张而引火烧身。为避免破产，即使无法扭转颓势，国家也会采取收缩策略争取喘息、重组和延迟衰落。就收缩的方式而言，新现实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均势政治，它经由两种途径实现：内部或外部的平衡。内部平衡就是指通过经济增长、减少军事开支或两者并用。这通常是最好的平衡方式，可以减少对他者的依赖。但遭受衰落的国家可能会无法仅仅通过国内改革来平衡其承担的义务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能还需要借助外部手段来进行收缩。外部平衡包括组建联盟来集体制衡崛起国家。考虑到盟友的不可靠性和不可避免的搭便车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次优的平衡方式。然而，对那些遭受严重衰落的国家而言，如果国内改革无法奏效，那么这些冒险就值得一试。

解释收缩程度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地理位置、领导能力和政体类型，而是相对于其他大国的衰落程度。"相对严重衰落"(acute relative decline)时期有两个特点：衰落大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开始下滑;相对实力的衰退至少持续5年。如果一个国家GDP的国际排名至少5年内持续下降，就将此归为相对严重衰落时期。例如，1908年，德国占所有大国的GDP总量的15.69%，从而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英国。接下来的5年，相对于德国，英国继续衰退，在所有大国GDP中的比重总计下降1.41%。

表1考察了自1870年有GDP确凿数据以来的18个相对严重衰落案例。这些案例表明，与排斥收缩的论点相反，面临相对严重衰落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收缩策略。在18个案例中，面临相对严重衰落而采取收缩策略的大国至少有11至15个，占其总数的61%到83%。无论预防性还是其他性质的战争，似乎并不是衰落国家的必然命运。所有案例中，只有4个衰退大国卷入国际战争，其中只有1个国家--1935年的英国的确向刚超过自己排名的国家发起战争。有6个衰落国家通过收缩最后成功地恢复了所失去的排名。这表明，收缩的国家很少导致灾难，甚至问或恢复其先前的地位。

另一个重要变量是在排名发生逆转后5年内对外政策的收缩程度。一般而言，当要进行重大战略利益收缩时，国家往往因循若干路径来撤回。军事上，国家在国防上支出多少，将资源分配到了何处?外交上，国家花费了多少政治资本来聚焦核心，减少卷入外围冲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方面的任何一个重大变化，都可被视为进行收缩的证据。

研究表明，在对于衰落的军事反应程度方面，经历相对严重衰落的国家会放慢军力增长步伐或缩小军队的规模，比一般大国倾向于减少国防开支和裁减军队，而且其军事收缩的程度往往与它相对衰退的程度正相关。对那些经受大幅衰退的国家而言，进行裁撤收缩的力度会更大。在外交反应方面，相对实力大幅衰退的大国在其地位开始滑落的五年间平均签署的新联盟条约数量几乎是其他大国平均水平的3倍。正在衰落的大国没有比其他强国更易于成为外部攻击的对象。这可能是由于外部的侵略者有很大的难度去评估其潜在的脆弱性，或者因为收缩策略使得衰退国家有效地从衰落中恢复，并依然对潜在挑战者保持着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