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0年发展历程中国式增长的秘密（3）

激活强大不息的中国动力

正处在艰难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走向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众说纷纭中，有些研究者对中国未来是否还能够维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产生怀疑，有的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本已消失殆尽。

对此，张军认为，“谨慎对待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必要的，但过于悲观是没有道理的。”他以大部分怀疑者常用的日本经济例证分析说，经过高增长阶段后的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跳水，主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由于规模小，成本条件的改变来得就比较猛烈，对经济增长的打击自然就比较大。”

与之相比，由于我国国土广阔形成带有梯度特征的地区发展差距，中国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新的竞争和成本压力，就可能通过将生产力要素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来保持未来10年或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事实上，中国内地发展正在呈现中国增长模式平稳转型的态势。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始支付大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并努力接受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投资和工厂转移，同时引发低技能劳动力在中西部迅速而持续的大规模聚集。不难理解，大多数内陆省份的GDP增长率这些年都超过了10%，而东部发达地区随着经济总量基础的扩大增长率回落。

这又一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所以关键的重要例证。张军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是否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取决于发展方式如何成功地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成本条件，也即如何从原来的增长模式平稳转型到新的增长模式上来，“显然，新的成本条件是否能成功诱导出新的增长模式，才是关键。”

而激活中国增长潜能的条件仍然蔚为壮观，张军给出了三组数据：

其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空前。即使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与美国差距依旧巨大。以铁路为例，按照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在2015年将达到12万公里，也仅是美国22万公里的一半多点。现在全国9万公里铁路主要集中在东部，中西部要实现5万公里里程也要到2015年;过去2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高速公路，其密度仅为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70%;城市轨道交通方面，中国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近100个，而现在80%的城市没有地铁，且地铁里程90%集中在东部地区。

其二，过去30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了30%，平均每年下降1%。现在，农业附加值占GDP10%左右，估计到2030年会下降到5%～7%，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按照每年下降1%的速度，农业劳动力占比从现在的30%下降到10%以下，从而接近农业附加值占GDP的份额，至少还要20多年。

其三，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1%，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城市化率从20%多到现在的超过50%，用了30年时间，平均每年提高1%，就是每年1000多万人成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趋势推算，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70%，也还需要20年。

因此，张军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应该还有不少于十年的空间来完成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现代化，从而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

“过去经济学家对于东亚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市场还是在于政府争论不休。其实，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使经济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否在私营经济增长并要求政策调整时能够成功作出变化。”十年前，美国耶鲁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古斯塔夫·拉尼斯评价东亚模式时说过，“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概每十年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政府如何通过保持体制的灵活，以更好地迎合国内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新的需求，对于顺利应对挑战而跨上新台阶至关重要。”

按照张军的理解，这句话对当下中国而言既是解读又是忠告，中国需要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保持体制的灵活性以创造和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在过去30年，中国的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足够的弹性，避免了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今天，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新的成本条件，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新一届的党中央需要致力于克服经济动态调整中的阻力，推进持续的经济改革进程。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好坏直接决定未来增长模式的转换能否平稳。”

新十年“化蛹为蝶”

吸引张军扩注意力的是，经过34年的发展，虽然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后发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但在新阶段新形势下，我国又有了一些新的后发优势。“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和快速传播的背景下，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决定，我们利用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比其他国家有利的条件。”他具体分析说：

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增长空间大、成本较低的优势。发达国家在传统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生产能力，而其市场则相对饱和，需求增长的空间小、速度慢，在进入新的技术和产业领域时，往往需要大规模淘汰旧的生产能力，面临大量沉没成本的压力。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国内市场需求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增长迅速。这使我们有条件“直接用新技术来满足新增需求”，而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必须大量淘汰现有生产能力。

比如，为了满足我国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我们既可以直接采用超超临界技术建设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以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也可以在经济性允许的情况下直接采用最新光电转换技术和风能技术建设电力设施;为满足我国城乡建设对钢材的大规模需求，我们可以集成当代先进技术，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型钢铁企业;为了满足城乡居民迅速增长的对家庭轿车的需求，我们也有可能在技术和成本条件允许时，直接采用最新技术生产节能环保汽车。

同时，国内潜在市场巨大，有利于新产业的成长及其规模化发展，积累产业发展的经验，快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利于迅速回收投资成本，缩短新技术应用周期，推动技术以更快的速度进步。

另一方面，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又具有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明显优势。我国不仅在一些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接近世界前沿，甚至在若干领域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具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人才储备和研发能力。而且，由于我国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使得我们具有更强的将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这些条件有可能使我们在一些新的技术和产业上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还可能局部领先。”张军扩认为，即使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正在新技术革命和再工业化上发起强烈的竞争挑战，“只要我们充分利用我国国内潜在市场规模大的有利条件，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选择一些具有优势的技术和产业领域进行重点突破，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因此，在一个已经规模空前且积累了丰富物质和体制优势的现代化基础上，郑新立认为开启未来新十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层，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更高阶段，需要破解四方面紧迫的具体现实挑战：

其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释放消费需求潜力。大幅度地调整需求结构，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为前提，对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如果能在“十二五”时期把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每年有5万亿元左右的商品由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不仅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且会使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提高。

其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按照国务院关于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的规定，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各类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同时配套推进建立地方性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实行利率市场化四项改革。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使用得好，可以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强大支撑。

其三，强化激励机制，释放技术创新潜力。重要的是通过鼓励增加技术研发的投入，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当前重点是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大学也应当成为科技创新的基地，培养创新型人才。

其四，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释放劳动力潜力。引导和鼓励土地向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加快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二、三产业。经过30多年的努力，农业已转移出两亿多劳动力。未来20年如能再转移出两亿，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接近二、三产业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将趋于均等化。

如果能在这四方面实现质的突破，郑新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就能再保持20年或更长时间，“到2025年，我国人均GDP将比2010年再翻一番半，达到12000美元，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