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0年发展历程中国式增长的秘密（2）

史无前例的挑战

在指出“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胡锦涛同志强调中国“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张军扩看来，我国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的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要多出3亿多。如此规模的人口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而我们既不具有它们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也不可能像它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在能源和水资源等资源约束增强的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压力也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正赶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的广泛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使我们面对的竞争压力史无前例。显然，这些约束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已经构成了巨大影响。

张军扩说，包括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内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性战略目标，就是从现在起再经过10～20年的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社会迈进，为本世纪中叶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未来14亿多人口的巨型规模经济体，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郑新立具体分析说，2011年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提出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12000美元的分界线，尚差6600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过坎阶段。

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进展都相当顺利，并很快实现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此后的发展便出现明显分化：少数国家成功地将发展进程延续下去，并最终实现了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如日本和韩国;而相当多的国家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徘徊，迟迟难以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如拉美的阿根廷、智利，亚洲的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世界银行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国现代化实践”时作过讲解的张军扩，为本刊记者解析了其中的谜团，“在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低收入社会向中等收入社会的转变，与从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转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过程，面临不同的环境，需要的发展模式和体制保障也大为不同。”

“在前一个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成熟技术等后发优势，这时对经济体制好坏的要求不高，只需要基本的政治社会稳定就能够启动工业化的进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之前的许多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比如低成本优势等，也会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比如老百姓政治诉求提升等。”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还是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表明，“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格局和社会成员相对地位的变化，需要始终把握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的特殊性，面临的矛盾更为复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任务更显重要。

张军扩认为这一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发展阶段来讲，我国正处在收入快速增长，同时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也不断增多的时期;二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利益关系问题更加突出;三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着体制改革的过程，二者交织一起，使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异常复杂;四是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在较长时期完成的任务，使得我国现代化过程同时存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矛盾、工业化进程中的矛盾以及后工业社会中的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在发达国家则是不同时期相继发生的。

从各国经验看，张军扩认为，跨越“陷阱”的关键，是要实现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一是增长动力的创新，即从低成本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增长;二是社会管理的创新，以有效协调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不了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现代化进程就会停滞甚至逆转。大多数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过不了这个沟坎，冲不出这个瓶颈。”

“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绝非易事，因为它们对体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他看来，有些国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过不了体制和发展模式创新这个关，“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发展方式并不是当前中国所独有，而是后发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的挑战，也必须要跨过的坎。”

“转方式”刻不容缓

张军扩及其研究团队分析了许多推进现代化失败国家的案例，结果显示，导致现代化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有的是由于国内社会政治动荡导致发展过程受阻，有的是在经济对外依赖较大情况下受到外部因素的严重冲击，有的是由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长期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等等。“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关键是其发展方式没有及时作出调整。”

他认为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在经济增长已经跨越最初的启动阶段、传统竞争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由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及相应的体制未能及时作出调整，使得新的竞争优势迟迟未能形成，从而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二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政策未能随经济发展阶段和利益格局变化而适时变化，导致国内区域之间、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分配极不平衡，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国内社会政治动荡。

转变发展方式是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应对，就可以保持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就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制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具挑战性的瓶颈。因此，在谈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胡锦涛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

“这是党中央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副主任何树平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复杂、涉及面宽、任务艰巨，不是轻而易举、短时间能完成的;另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未来影响深刻，必将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

在他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一项丰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与生产力有关，也与生产关系有关;不仅与经济基础有关，也与上层建筑有关。涉及到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和途径，涉及到发展的质量、结构和效益，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关乎科学发展观能否真正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来落实。”按照何树平的理解，正缘于此，党中央把“十二五”时期明确定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也就是说，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才能在“十二五”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突破。

胡锦涛同志尤其强调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我国赢得未来发展先机的关键。为此，胡锦涛同志曾多次用“刻不容缓”和“当务之急”给予强调。

何树平还谈到，在实践中，可以明显认识到一些总量目标相对容易实现，但涉及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质量、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实现难度较大，“解决不协调不平衡问题必须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他说。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深意远不止于此。“近三百年的世界现代化史，就是一部发展方式更新史。”回顾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和不断深化，何树平认为，把以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主题、主线，将实现继三十年前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大转型，“不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必将会对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发展中大国向现代化强国转变，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