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有哪些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经济革命。特别是在今天全球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经济能独善其身，以持续稳定的高增长表现引发了“中国模式”这一全球性话题。

那么“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传统上，几百年来的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的主流模式。“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同的地方是，彼此都是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市场经济是镶嵌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而“西方模式”则是以私人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个体理性为导向的，而社会主义则主张以公有制为基础把全社会整体利益视为最高原则为导向，这在逻辑上凸显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性。

事实上，早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当然，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再是拘于经典教科书或苏联的式样，而是伴随着30年中国改革开放创新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 “中国模式”就是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

但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理解不尽相同，不少人把“中国模式”的成功仅仅归于经济市场化的变革而忽视社会主义这个核心特征，有人甚至仅仅把它看作是走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特殊的过渡形态。对此，如果我们不在理论上给予澄清，就无法显现“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理念是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我们以此为视角从价值观和公有制两个方面集中探讨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的内在关系。最后，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的观照下，阐述 “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目标进行思考。

一、“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价值指向

核心价值观是指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外部各种矛盾、冲突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和态度。在当代全球范围内，国家意识形态主要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形式。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在历史上，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多如牛毛。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以个人利益至上原则为核心价值的。这集中体现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人” 或者“理性人”的思想中。而社会主义则主张公有制为基础，把全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的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两者的差异在于理念的次序不同：一个是个体利益优先，一个是社会整体利益优先。

“中国模式”是否包含了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了呢？从表象上看，“中国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从历史本源上说，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至上是并生的，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对此作了完整的表述，并认为个体理性与社会进步可以自然达成一致。这也是至今海内外很多人误以为中国迟早要走“欧美模式”道路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市场经济？众所周知，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物质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形态。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研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应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因而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经之路。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模式”基于自身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逐步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计划经济模式，积极引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大力开放、吸引外资和发展非公有经济，使陈旧的经济体制获得了发展的生机。市场经济激发了每个人的动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进步，这是“中国模式”的起点，但不是终点。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必须承认个体主义优先的合理性，即承认个体利益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由此也导致了中国部分人先富并拉大了社会收入的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完全等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全社会整体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置于首位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而以个人为本位的市场经济形态不一定保证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在经济学理论上，博弈论中的“囚徒博弈”证明了个体理性反而导致集体的无效率。在历史上，个体主义的贪欲是历次经济危机的本源。当下欧美各国正陷入各类债务危机之中，2011年，美国的债务已经超过全年GDP总量的100%，希腊债务占GDP比例近160%。这就是因为今天西方选举制度下的政客们为了上台，不断屈媚于选民个人主义的诉求，不得不以举债来维持社会高福利的恶果。

社会主义国家要优先实现全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就必须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和配套制度，来制衡市场经济中的个体自私自利的无限贪欲行为导致的两极分化，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对此预先作过设计：其一，总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其二，“共同富裕”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其三，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其四，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由于个人和企业是市场中追逐经济利益的主体，因而实现上述目标，只有国家才是担当实现“共同富裕”责任的主体。国家要在制度保证、发展规划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安排，包括扶贫政策、二次分配政策和区域经济均衡政策，还要注重公有制经济体制发挥的相应作用等。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到完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历史阶段，但“中国模式”已经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正如“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也曾指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的大量社会发展的事实也支撑上述说法。2008年1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称，改革开放30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近2000亿元，我国扶贫减困的努力为世界降低贫困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也同样承认和尊重个体价值，因而提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理念，即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使人摆脱资本对人的异化，而向真正的人复归，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苏联模式”为什么失败？究其原因，就是他们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当作绝对性的教条，进而形成制度异化，忘记了制度最终是为人服务的。结果，无视人民群众的生活、无视个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形成全社会停滞、沉闷和压抑的格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不是复制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而是现代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即它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也体现着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目标。这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最大限度地充分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