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有制经济制度:“中国模式”的内在稳定器
从经济学视角看,“中国模式”也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促进了微观效率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后者乃是“中国模式”有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特征。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带来的效率是“中国模式”经济增长的引擎。为此中央政府主动构建市场经济秩序,大量地引入“西方模式”中的制度、规则用于建设市场、开放市场。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看,“西方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呈现出更强的稳定性。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天然就没有外在冲击和内在的波动。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体系具有市场的一般性或普遍性特征。
从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我们经过七次大的波动,经济或过热或过冷,其中包括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但总体上中国经济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其原因何在?与“西方模式”相比,市场经济并不是“中国模式”的唯一经济秩序,把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融入市场经济之中才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在诸多方面优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而“中国模式”在总体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土地、矿产资源是国有的而不是西方式的私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不仅为保护土地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还确保政府有权力调控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例如,我们在2009年对山西事故多发的中小煤矿进行国有化的整合时,就是避免中小矿主置矿工生死于不顾的境地;避免小煤矿平均回采率为10%-15%的资源浪费;避免严重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同时还实现了矿业规模化经营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确保重要资源为全社会长远目标服务。西方也有国有企业,但其职能仅仅是提供公共产品以弥补私人市场的缺陷。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指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因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职能不仅提供公共产品,还有为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保障的职能。它在国民经济的关键和重要部门中处于支配地位,对整个经济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但可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为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还可以避免这些行业落入个别私人财团的垄断之中。我们注意到本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绝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事件,根据斯蒂格利茨在《喧嚣九十年代》一书的披露,早在20世纪90年代,华尔街金融集团势力就强大无比,不断催生金融泡沫发财致富,以至于政府的金融当局不敢损害金融利益集团而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只能任由泡沫发生。反观中国,在2011年对房地产的调控中,78家非房地产主业中央企业为服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而退出房地产业。
第三,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为全社会长期经济发展与增长提供保证,而不仅仅是简单平抑市场波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宏观调控总体上只限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调节市场波动,确保私人利益不受侵害。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代表广大人民长远利益的一种公共行为,因而国家有更多的公共权力采取相关措施抑制经济波动,这也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手段要比西方丰富得多的原因。我们不仅包括市场经济通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包括主动计划或预先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诸如五年经济规划、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战略、生产力布局战略、重大项目规划等方面,这些都继承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体理性的优越性。因而我们的调控手段远远超出西方教科书所言的宏观调控模式。
实践证明,与现代主流的“西方模式”有很大偏差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相关报告称:“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增长了11倍”。经济史表明,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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