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历史周期律”（2）

二 近代中日两国的博弈

19世纪中叶，以鸦片战争和“佩里叩关”为标志，中日两国先后被欧美列强拖入近代。对此，李鸿章慨叹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因为，从世界 史的角度讲，东亚再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东亚体系或华夷秩序已被打开缺口，最后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 由于列强插手东亚事务，中日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来自区域外的各种因素。从东亚史的角度看，面对西力东渐，由于中日两国的思想意识及其政策应对存在明显 差异，中国愈加贫弱，日本则由弱变强，日本发生明治维新后，中日实力对比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两国关系进入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意义的“拐点期”。

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日关系“拐点期”，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洗劫的中国一度重整旗鼓，“洋务运动”有所起色，北洋舰 队号称“东洋第一”，东亚第一大国的地位仍在维持。反观日本，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效仿西方，断然推行全方位的近代化改革，国力蒸蒸日上。“拐点 期”是一个中日双方综合实力对比渐趋平衡的过渡期，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摩擦”增加、充满变数的关系重构期。然而，在多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中，日本的选择是 “告别恶友”、脱亚入欧，一面与列强周旋，一面与中国展开了东亚地区领导权的争夺。

1871年，日本使节软磨硬泡缠住李鸿章等清政府大员，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表面看，近代以来同样背负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中日两国首次签订内容 “对等”的条约，双方均不失体面，但实际上日本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日本除了实现法理上与中国对等的夙愿外，还获得了与中国“对等地”介入地区事务的“根 据”。具体说来，中日缔约后，由于日本成了清朝的“对等国”，中国在琉、朝问题上的对日交涉陷于被动，而一向认清朝为宗主的琉球和朝鲜，处境则变得更加艰 难。1872年，日本强制琉球国成为其治下的琉球藩，禁止琉球继续向中国朝贡及接受册封。1874年，日本又以1871年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借 口，出兵侵略台湾。清政府不愿开启战端，承认日本的行为是“保民义举”。如此息事宁人的退让，最终导致了1879年琉球被日本正式吞并。

出兵侵台只是日本挑战中国在东亚传统权威的首次“火力侦察”，而“初尝胜果”无疑助长了其“海外雄飞”的野心，接下来朝鲜又成为其锁定的猎取目标。 1875年，日本寻衅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于翌年签订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约》。1882年，日本利用朝鲜壬午兵变，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 1884年，日本策动朝鲜东学党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清军应朝鲜国王请求平息了叛乱，日本的图谋再受重挫。至此，日本彻底明白了要想控制朝鲜，必须首先拔掉 清朝这颗“钉子”。于是，在一片“中国威胁”的鼓噪声中，日本苦心备战十年，于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并取得完胜。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的历史转折点。战争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中日两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中传统的主次关系易位和长达两千年的古代东亚体系彻底坍塌，而且意 味着近代日本旨在称霸东亚的恶剧拉开了序幕。更可怕的是，打败清朝后形成的蔑视型中国观，不但从思想的底层支撑了其后日本的对华扩张，而且又随着每次行动 的得手而得以固化，直到最后以一种无视中国的心态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甲午战争后至二战结束，中日两国展开了一系列博弈。《马关条约》签订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给得意忘形的日本注入了一支清醒剂。德富苏峰坦 言，他在听到“三国干涉”的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接受了“力之福音的洗礼”，“精神上判若两人”。“还辽”事件使日本认识到，中国虽然软弱可欺，但还没 到任由日本独家宰割的时候，在对华政策上，日本还须考虑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面对俄国这只阻挡日本向大陆扩张的拦路虎，实力不济的日本只能卧薪尝胆，从长 计议。基于此，日本先是附和列强“保全中国”的主张，暂时收敛单独向中国扩张的冲动； 继而通过参加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协调”行动，加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最后是1902年与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结盟，并在英国的政治和财力 支持下，于1905年发动日俄战争，迫使俄国签订城下之盟，从而彻底控制朝鲜并很快将其纳入版图，原由俄国控制的中国东北南部也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辛 亥革命爆发后，日本表面保持中立，实际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保持“联系”，以求中国政权无论落入何人之手，也能确保日本的在华权益万无一失。 一战爆发后，日本以日英有同盟关系为借口参战，不但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德属三群岛，而且置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于不顾，出兵抢占了德国的在华殖民地青岛。 1915年，大隈重信内阁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反观中国，世纪之交的前后30年可谓风云变幻，步履维 艰。甲午战败的割地赔款、酬谢“还辽”的权益再割让，戊戌变法、庚子赔款、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及革命后的动乱，内忧外患不断，中国在对日关系上完全处于疲 于应付的被动状态。

一战结束后，美英主导建立了约束战后世界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四国条约》和《限制海军军备 条约》，日英同盟由此废除。会议期间，列强再次确认了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日本则在会议的压力下，同意有条件从青岛撤军并放弃“二十一 条要求”中的某些条款。可以认为，美国是华盛顿会议的最大赢家，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对日交涉中也有所收获，只有日本因“放弃”了一战期间向中国扩张的部 分“成果”及后续的军备扩张受到限制而心存不满，与美英的关系明显出现裂痕。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军阀势力分崩离析，中国政治统一的前景已经出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面临被中国收 回的危险，而确保“满蒙特殊权益”却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底线。为了使东北与关内隔离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日本之手，关东军急不可耐地擅自行动，于1928年炸死 了“不太听话”的东北王张作霖，结果却弄巧成拙，促使张学良“易帜”，加速了中国的“统一”。1931年，关东军再次采取“下克上”行动，发动“9·18 事变”，武力占领了东北。其后，日本以“寸步不让”、“不惜把国家化为焦土”的蛮横态度，拒绝了国际联盟的限期撤军决议并退出国联，再于1937年全面侵 华、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始了鲸吞中国、独霸东亚之梦。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泾渭分明： 强势日本的长期战略目标是控制、统治中国乃至整个“大东亚”，建立以日本为霸主的排他性“东亚新秩序”乃至“大东亚共荣圈”； 弱势中国的首要任务则是自强图存，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与此相联系，由于欧美列强在中国存在着巨大利益，中日关系已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世界中的中日 关系，因此在甲午战争后直至二战结束的中日博弈中，如何处理与欧美列强的关系，也是中日两国的重要外交课题。从日本方面看，其决策层始终存在“协调主义” 和“亚洲门罗主义”两种外交思想及两条外交路线之争，前者的策略是与列强“协调”共同瓜分中国，后者的主张是排他性地独占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独占 中国的路线内，也存在着以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武力威胁为辅的“和平扩张方式”和干脆以武力手段解决的路径方法之争。历史进程表明，以1931年武 力占领中国东北并随后退出国联为界，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协调主义”已让位于“亚洲门罗主义”； 在对华政策上，“和平扩张方式”已被武力征服的主手段所取代。从中国方面看，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外交上“以夷制夷”是一种无奈的政策选择，尽管像 “还辽”后俄法德三国要求“回报”、美英等国要求“均沾”而掀起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那样，这种选择所付出的代价是很沉重的，但从长期战略看，毕竟是利用了 列强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了生存的空间和时间。

三 二战后冷战格局下中日关系的离合

1945年，日本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以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标志，对日作战同盟国内部源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公开化，世界由此 划分为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并进入半个世纪左右的冷战时期。二战后初期，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结束盟军占领，恢复国家独立。这一目标随着美国对日政 策的改变，以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为标志得以实现。中国在经过国共内战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庇护下龟缩在台湾一隅。在 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因素和台湾因素是直接阻碍中日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最大障碍。日本要恢复主权独立，就必须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而在处理中日关系 时，除了选择支持台湾当局外没有其他选择余地。1952年，在美国的授意下，日本与台湾签订“日台条约”，由此确定了与新中国隔离、对立的基调。

但是，以吉田茂为代表的历届自民党政府并非不清楚新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因而在民间及包括自民党议员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压力下，按照“政经分离” 原则，与中国开展了规模有限的“LT 贸易”(“廖高贸易”) ，并在人员往来等文化交流上留出了一定的窗口。中国则在“政经不可分离”的原则下，坚持开展对日“民间外交”，积极与日本经济、文化及各党派人士沟通，同 时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了坚决批判。

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由中国牵头的“第三世界”作为一股新的势力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1971年，联合国在 美日等国的反对下，仍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面对这一现实，美国政府重新研判国际形势，并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 整。为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突然访华，向世界传递了美中和好的明确信息。美国的政策转向，是日本急切寻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提。当 然，中日恢复邦交，既有战后以来两国民间交流日积月累的基础，也离不开两国政治家审时度势的决断。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排除“亲台派”的强烈干扰，毅然访华并签署《中日联合公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关系。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向前看的 博大胸怀，宣布放弃战争赔款要求，为中日复交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和提升。1992年，江 泽民主席访日，天皇访华。可以认为，邦交恢复后的20年，尽管时而也会听到杂音，但“友好”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在此期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对艰难起步 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支持，通过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率先打破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

可以认为，邦交正常化前后的中日关系犹如冰火两重天，而导致两种不同局面的主要原因，取决于冷战环境下中美日三国的战略需要。在当时的三国关系中， 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国的立场如何，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中日关系。当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浩劫和中苏对抗升 级的多事之秋，能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重构国际关系，与势不两立的美、日帝国主义“握手”，相逢一笑泯恩仇，同样需要高远的战略视野、宽阔的政治胸怀和非凡 的气魄。日本之所以变被动为主动，在中日关系转换中发挥积极作用，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和长远经济利益的考虑，负疚感恩的情感也是客观存在的。中美、中日关 系的改善说明，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差异虽然会构成国家间关系的重大障碍，但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国家间关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解释冷战时期中日离合的原因时，丘吉尔的这句名言依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