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历史周期律”（3）

四 中日关系“拐点”的出现及其含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向”，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体制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国际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以此为背景，中日关 系的基调逐渐从“友好、合作”向“合作、竞争”方向转变，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内在因素，又主要源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及民众自他心理认知的变化。

首先是经济实力对比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化。20 年间，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虽然有所起色，也只能是在低增长中徘徊。从结果看，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54742亿美元，是1991年的1. 6倍。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加上人民币升值因素，2010 年GDP首次超过日本，为59847亿美元，是1991年的15. 9倍。中日GDP对比已由20年前的11∶ 100变成109∶ 100 ( 参见表1) 。中日双边贸易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逆转。据统计，1972年至1991年，日本的对华贸易依存率( 对华进出口贸易额/对外进出口总额) 始终低于5%，而中国的对日贸易依存率始终高于16%，这表明邦交恢复后的前20 年，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是一种非对称关系，即日方居于主动地位而中方受益度更高。但是2002年中日贸易的相互依存率首次持平为15. 5%后一路逆转，至2010年日本对华贸易依存率为20%，中国对日贸易依存率为11% ( 参见表2) 。这意味着中国在中日经贸关系中长期被动的地位已经改变，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已经很深。

其次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及中国崛起加重了中日间的战略猜忌。日本学者国分良成在分析“1972年体制”的形成原因时指出：“中美两国与日本将苏联视 为共同的对抗目标，实际上形成了战略性合作关系。后来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成为日美中关系保持稳定的最大理由”。然而，随着冷战后苏联威胁的“消 失”，“日美中关系保持稳定的最大理由”已经动摇，特别是当中国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取得惊人进步，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开始说 “不”时，“中国威胁论”便有了一定的市场，“合作与防范”遂成为美日对华政策的新共识。前外相河野洋平早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便已坦陈：“随着中国 地位的上升，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将加强防范和限制的一面。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合作与竞争、抑制、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自不待言，对于美日不断强化对华 “防范”措施，中国也必然要做出反应。从目前的状况看，中美日在安全层面上的互信与合作，不能说是令人放心的理想状态。中美日三国已经由昔日相对单纯的战 略合作者，变成关系错综复杂的战略合作与竞争者。

再次是中日两国民众相互认知及情感的变化。在经济层面认知上，20世纪的70、80年代，中国既是人口大国和政治大国，同时又是人均GDP不及日本 1/80的穷国，因此在中国宣布放弃战争赔款、中日复交后的一个时期里，负疚和感恩、同情和帮扶是日本民众不同程度持有的心理。然而，时过境迁，面对中国 走向强盛及近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疯狂购物现象的直接冲击，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后形成的几近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如今正被一种莫名的羡慕、嫉妒和无奈所缠绕。反观 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民众心中的日本经济形象已不如前。在政治层面认知上，中国在显著提高了世界及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加了自信，日本却在“正常国 家”及“入常”的诉求上收获挫败感，当这种反差与中日间围绕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归属、安全保障等问题的争议纠结在一起时，便很容易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高涨的助推器，进而对两国民众的相互情感产生负面影响。据日本内阁府抽样调查，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于1980年达到最高点的78. 6%，1991年降至51. 1%。2012年6月，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实施的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方受访者对日本“没有好感”的比例为64. 5%，日方受访者对中国“无亲近感”的比例升至84. 5%。( 参见表3) 这一现象说明，近20 年来支撑中日合作关系的思想基础不是在加强，而是变得脆弱了。

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经济、政治关系及民众心理层面的变化，说明两国关系正在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拐点”。那么，何谓“拐点”，“拐点期”又具有哪些特殊含义呢？

就两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综合国力对比差距非常明显时，弱势一方的选择往往是回避对抗，甚至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宁可做出有限度的退让，也要维持两国关 系的大局稳定。然而，当弱势国家的实力接近或赶上原来的强国并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时，便意味着两者的关系需要“重构”，也即进入“拐点”。

“拐点期”是变数增多的敏感期。就两国关系来说，随着双方物质层面上实力对比的接近，精神层面上的相互认知和情感、态度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结果往往 是一方要固守原有的地位、利益和优越感，一方要提出与自身实力相符的新诉求，当双方的意愿和要求无法找到平衡点时，冲突就在所难免。

从历史上看，1895年甲午战争的结束是中日关系第一个大周期的终点和第二个大周期的起点。在第一个大周期里，隋以后的日本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对中 国的依附( 尽管曾在明代再度受封) ，甚至两度向中国发起挑战，但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其自身亦无法摆脱来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换个角度说，古代东亚特别是东北亚之所 以出现相对意义上长期稳定的秩序，软硬实力兼具压倒优势的中国因素是基本依据，当这种优势真正遇到近代日本的挑战时，那就不只意味着中日关系进入“拐 点”，而且意味着东亚秩序也进入了“重组”的“拐点”。结果，日本以甲午战争军事对决的极端方式打败清朝，掌握了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结束了“拐点期”。

中日关系的第二个大周期是以日强中弱为前提展开的，不幸的是这一前提竟成了近代日本恃强凌弱的依据，中国的步步退让，换来的是日本扩张野心从“蚕吃 桑”到“蛇吞象”的恶性膨胀，中华民族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二战以后，日本再度崛起并创造经济奇迹，中国则在近30年里奋起直追，急剧地缩小了中日间 的差距，近代以来两国的“强弱”关系首次呈现出“强强”相向的局面，这意味着第二个大周期的“拐点”已经到来。今后，拥有日本10倍人口和25倍国土的中 国越发走向强盛，应该说不是外力所能阻止的。历史不会重演，但可能惊人地相似。在至为敏感的“拐点期”，中日两国应“风物长宜放眼量”，从历史中汲取教 训，避免重蹈覆辙。

五 结语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大周期的“拐点期”，两强并立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无法改变的格局，而比较强势的天平逐渐向 中国一方倾斜具有较高的概率。换言之，时间属于中国。中日两国要想平稳地度过“拐点期”，既需要大智慧和长远眼光，也需要未雨绸缪，从现在做起。

首先，两国民众要摈弃东亚“一山不容二虎”的陈旧观念，控制焦躁或浮躁情绪，以平常心看待彼此的发展和变化。对于两国的政治家来说，关键是要保持头 脑清醒，高瞻远瞩，把握方向，不为一时一事自乱阵脚。同时，在大众传媒工具高度发达的环境下，两国学人和媒体也应本着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谨言慎行。

其次，学会合作中竞争、竞争中合作的艺术。现在的中日关系已不是过去那种“为了友好”什么事都好商量的时代，而是到了因为有利益才合作、通过竞争才 能使利益最大化的“成人关系”时期。良性的合作与竞争，可以使中日两国形成一种彼此利益难以分割的黏合关系，从而不断夯实合作关系的基础。“和则两利，斗 则俱伤”，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不畏浮云遮望眼”，从现实看，中日两国合作双赢的空间还大得很。

最后，对于导致两国民众情绪激化甚至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领土领海争议，中日两国应严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暂时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任何一方不得跨越“搁置争议、维持现状”的“红线”。

古人云：“四十不惑。”中日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经历了友好、合作、恬淡、竞争、敌对的不同局面。中日复交所走过的40年道路，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暂短一瞬。我们应该在历史留下的这份沉甸甸思考中变得更聪明，更能把握两国关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