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中国梦”，踏上“中国路”（2）

“中国路”的选定

最近，美国学者傅高义的一本书正在中国流行——《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广泛共鸣，借用译者冯克利教授在封底荐言里的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人们可以经常看到支撑这一判断的论据。比如每个中国大学生都需要修的一门政治课，名字就叫“邓小平理论”。如果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邓论”的全貌，那就是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全球的中国观察者都知道中共的经典表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90多个春秋里，结出了两大理论成果，其一是毛泽东思想，其二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78年前：探索、挫折与徘徊

1978年前的30年，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团结领导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在30年艰辛坎坷的探索中，中国为自己的未来不仅积累了物质基础，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两弹”在握、卫星上天，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挫折，甚至发生了“文革”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即使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粉碎。到1978年，徘徊的中国人已经感到，必须解放思想，轻装前进。当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意味着一股求真求变、生机勃勃的力量正在迅速地汇集起来。

1978年：转折之年

1978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意义非凡的转折年。

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说到“三中全会”，都会不言自明地指向这个具体时间点。“三中全会”是一个路标，铭刻着中国人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和对未来道路的选择。

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了改革开放方针。

经历了人生“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对中国社会、更是对领导中国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最基本也最经典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回到原点，回答十分坚定：中国人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还要坚定地创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科学地进行社会主义实践。

“邓小平时代”：认识升级与探索务实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回答亲切、朴素、清晰，完全不同于理论家们的高头讲章和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发出响亮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升级到了一个新版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中国对自己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定位也更加务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极富个人风格的话语在中国社会传播。他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他讲“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希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鼓励人们“看准了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眼中，邓小平不是一位演说家风格的领导人，但是，在1978年到1992年间，在被冠以“邓小平时代”的岁月里，他那些看似随性而发的语句，释放出巨大能量，冲破了人心的藩篱，激发着社会的活力。

1992年至今：树立道路自信

“中国路”的先锋

——奋力探路：用自净能力破除四个危险

1921年1月，鲁迅在《故乡》结尾处写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恰在那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船上诞生，甫一成立，便踏上为国家探路的征程。

91年后的中共十八大上，这个政党向世界宣告：中国找到“道路自信”。一路走来，甘苦尽尝。这条中国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谁是“探路者”，谁是“开路先锋”？历史给出了答案。

探路与开路

1920年的春夜，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柴房里，尘网密布，油灯昏暗，陈望道坐着一捆稻草，翻译《共产党宣言》。母亲喊：“红糖不够，要不要添些？”陈望道回答：“够甜，够甜了。”谁知，他是蘸着墨汁吃的粽子，红糖一点没动。

信仰总是甜的。主义可以尽善尽美，而践行新的思想，走新的路，总多险多难。能否解决时代命题，是衡量道路正确与否的标准。起初，中共仿俄国“十月革命”，举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大都失败。而后，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1943年，“毛泽东思想”一词出现在报纸上。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洗礼，最终，中共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民心，夺取了政权。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将中国整体领上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从革命转为建设。到1956年，仅用7年，中共就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大跃进”以及“文革十年”，中共走了弯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序幕。1997年，“邓小平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轫。近年，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震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话题，搅动世界神经。它们共同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个危险

中共可以自豪。90余年来，完成三件大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开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异常清醒。一路上，危险和挑战始终存在。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震惊全国。1958年5月，骄傲滋长，急于求成，“大跃进”运动被轻率地发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高潮。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思想泛滥，惨痛代价接连而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极左路线，让中国道路蒙受损失。

腐败和骄纵的存在，更有甚者，引导民众踏上错误的道路……这对执政党和国家都产生极为负面影响，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考验无时无刻不在，即便是在“黄金发展期”的今天。2011年，中共成立90周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明确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四大危险”，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拥有极强适应能力、反思能力的中共，更拥有自净能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唯有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方能永葆“先锋”本色，方能确保“中国路”畅通。

“苍蝇”“老虎”一起打

十八大后，中共加大反腐力度。履新首日，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即“高调反腐”，谈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不到一个月后的12月13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已被免职。强烈信号再次放出：任何人都不能置身法外。此外，原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落马。原重庆九龙坡区委书记彭智勇等10人撤职。而因作风问题，中央编译局前局长衣俊卿也自食其果。

日前，习近平有关既打“苍蝇”也打“老虎”的讲话，引起全球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尤其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谓切中腐败顽疾的要害。”动真格、出实招、逮“老虎”，这是外媒的解读，也是中国民众的期待。当前治腐，既有“秒杀式”的“霹雳手段”，也有拖了月余的“烂尾工程”。动真格，必治“烂尾工程”。

转作风同样备受关注。不摆鲜花、不封路等八项规定，治理“舌尖上的浪费”等，深受民众拥护。2月4日，立春。这天，习近平在甘肃调研。路上，他再次发出“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的信号。

作为开路先锋，中共始终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