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命题的解读（4）

其二，利益博弈。国家交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马克思主义认为，离开利益就会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但是仅拿着支票到世界去援助，是树不了形象的，搞不好就是爆发户形态，重要的还是要承担国际责任。比如，我国的外援行为，要提升到“道义”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的存在。这才像大国，这才是大国崛起的制高点。

其三，核心价值观博弈。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萨科齐打出来的旗号就是价值观外交。我国的近邻日本，国会曾经搞过一个价值观外交委员会。甚至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马英九上台的时候，讲过“与大陆主要不是主权之争，而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区别”。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凸显出来以后，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因为相对而言，精神领域的调节力，西方比我国要丰富。西方有三大精神调节力——政治调节、宗教信仰调节、职业意识调节。而我国主要只有一个调节力，即政治调节。

1.宗教信仰调节。西方的宗教传统很浓厚、很深远。诗人但丁说过，西方有两个太阳，一个是政权，一个是神权。而我国历史上，宗教是经常被切断的，北魏、北周、唐代，曾经三度灭佛，加之后周的灭佛，四次灭佛。尤其是我国的宗教对灵魂的关照不够。在西方，你绝对不会看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放在一个教堂里面去拜祭。当年摩西带着希伯莱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沙漠搞了个清教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偶像崇拜而影响了虔诚度。而我国呢？在一座山上，儒、释、道可以都在里面，甚至到一个庙里面，你可以看到几个教在一起拜。为什么排它的宗教，在我们这儿却可以和谐共处呢？其根源在于功利性因素的作用。在我国，宗教满足的不是人的灵魂的需要，而是欲望的需要。比如说，想当官，我找谁拜一下；想赚钱，我找谁拜一下；想找个漂亮媳妇，我找谁拜一下。这一过程中，很清楚的是，我找谁拜，谁就得实现我的愿望；否则，下次就不找你了。对此，儒释道三家也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由此就出现了，我不行，没关系，隔壁还有一家行。可见，宗教在我国不是也不能成为现实主要的精神调节力。而且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所以中国不可能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调节社会。

2.职业意识调节。职业意识调节是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运动而来的，是工业文明的成果。西方有几百年工业革命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农业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是448万人，其中2.5%是工人出身，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我国现实的工业发展很快。美国是自1897年以来，工业生产总量的全球老大，2010年我国工业生产总产量超过了美国。我国生产了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19.8%；美国是19.4%。但是仅仅30年，30年是产生不了职业精神的，因为精神是需要积淀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不足以支撑我们忠实于自己的职业。所以在中国，职业精神远不足以调节我们的社会。

3.政治调节。由于我国宗教调节力和职业调节力的不足，我们就把精神调节力主要寄托于政治调节，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寄托，但这显然与国际政治深刻的变化不相适应。二元对峙的时候，阶级的对抗是你死我活的，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情况下，要凝聚本政治集团的力量不困难。但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内含着政治，外显的是文化。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以政治调节凝聚本集团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这就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我们的精神领域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的核心价值观。

（二）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一，和谐世界。要实现世界和谐，就要沟通，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找到一个交流的切入点。当前我国在国际社会交往中面临的冲突很多，这与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核心价值观影响的是制度的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到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这个问题不解决，沟通起来就困难。举例来说，北京奥运会，我国搞圣火境外传递，其目的是要弘扬奥运精神，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强大的中国，结果欧美国家的反映，令我们出乎意外，基本上对此都在反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源自于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西方人认为，在世界奥运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搞过圣火境外传递，一个是纳粹德国，搞了一个欧洲传递；另一个是军国主义的日本，搞了一个亚洲传递。这次，中国来一个世界传递，还告诉世界，中国强大了！什么意思？！由此，致使我国奥运圣火传递的过程中，屡屡遭受冲撞。还比如，中国政府访问团到美国访问，更愿意搞的是政府间的对等谈判，而不愿意到其国会、基金会、智囊团演讲。我们往往认为摆平了美国政府，就摆平了美国，其实，在三权分立制度下，政府权力有限，摆平了美国政府远不能摆平美国。再比如，西方政治理论把政党和政治家作了偏负面解读，再加上媒体的独立和天生监督政府的职能，因而政党和政治家一直在被骂中前进。我们是把政党和政治家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的，认为批评多了，会削弱精神力量，因此不允许批评。这就出现了，我们天天骂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也许并不太在意；而西方一个政客的批评，我们便可能受不了。因此，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认真把握，那说不到一块去，是必然的，更遑论深入沟通。

第二，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多元的、包容的。随着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价值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党与执政党不一样，革命党是打破为主，而执政党是建设为主。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一元的经济结构——国营、集体经济，伴随的是一元的价值观，那时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可以互替互代。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既是党的，又是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得多元，国营、民营、外资、混合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变了，价值观肯定要变，再用党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不灵了。必须找到主流价值观来引领，否则就会发生冲撞、导致紊乱。

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创立的“阶级仇、民族恨”的精神调节，随之也淡出了我们的话语系统，但是还没有找到替代的东西。当年，我们党采用“阶级仇、民族恨”的精神力量调动了强大的革命力量。比如井冈山时期。起初，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可是白天我们分给他，晚上他就送回去。因为儒家文化教育的是，别人的东西不能拿。我们看到这样做不行，就动员民众诉苦，挖穷根。老百姓认识到，原来我们是敌对的呀，原来你是剥削我的！那我干嘛不要呀？就这样，革命力量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搞了个“三大运动”，其中有个“诉苦运动”。当时，俘虏了上百万国民党军，怎么把他们变成革命战士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还是采用了诉苦的办法。一诉苦，发现，原来我们受苦是蒋介石国民党干的呀，于是就调转枪口打仗。所以一个“诉苦运动”解决了阶级关系，激化了阶级矛盾，同时获得了阶级力量。

而今天还能采取这个模式吗？不行。当今中国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代之的是阶层，利益划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情况下，再讲“阶级仇、民族恨”显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