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将是中国外交重点？（2）

但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

一是大多数国家面临转型难题，发展失衡、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内生性问题十分突出，不少国家经济上开放，但相应的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严重滞后，形成“现代性梗阻”，外部世界的冲击非常容易演变为国家内部的动荡，埃及、突尼斯等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改旗易帜”即是明证。

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力图推动全球治理的“再规则化”，特别是在贸易、气候变化、能源等领域通过确立和应用新的国际规则来维护和巩固自身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新一轮规制;美国在亚太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奥巴马近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将展开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些做法势必从整体上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

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摩擦和矛盾有升温和更加复杂化的趋势，金砖国家有共同诉求，但各自发展面临不同的困难和障碍，彼此竞争或合作动力不足的态势难以排除;此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这些“碳排放大户”所组成的“基础四国”与斐济等因气候变化而“命悬一线”的岛国之间的矛盾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予以应对。

面对上述新的形势和现实，中国外交应谋求相应的“进取”和“转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需要“重构”，这是推动中国外交战略“再平衡”、实现中国和世界机遇“互转互化”的应有之义。实际上，中共十八大报告阐述外交政策的部分彰显了较强的进取精神，其要旨包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努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其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讲话中突出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要看我们能否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能否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

然而，中国外交只有“进取”的精神还远不够，必须要有“转型”的举措加以跟进和落实。仅就对发展中国家政策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要主动正视和妥善处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难题”。1980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约2%，如今已升至约12%，从经济规模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为206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不足1%，2011年我国外贸额超过3.6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超过10%。作为一个从人均收入看还不算富有、经济上也并不处于高端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投资从2000年到2011年年均增长48%，已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和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如今的中国，已居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承上启下”地位，一端与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能力、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等形成互补，另一端则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供应、消费市场扩展、工业化发展需求等形成对接。“承上启下”既可以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会使我们面临“前堵后追”的严峻考验。显然，中国不仅需要通过更大努力来诠释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合法性”，也需要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谋划和重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