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中日关系与中国的应对（4）

第四个方面，面对中日关系的现状，中国外交应该如何应对

第一点，我想我们对日外交政策是一贯的，是明确的，这一点尽管形势有所变化，但是基本的政策方向是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的，争取建立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合作关系。从根本上来讲，这是符合中日两国利益的，当然也是符合中方利益的。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合作，不是一个单向有利于某一方的合作，而是一个互利合作，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这一点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30几年过程当中，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发展有很多受惠于对外合作，其中包括对日合作，我想这个历史时期还是非常长的。同样从外交战略来说，日本作为大国之一，作为我们周边主要国家之一，也是我们外交战略上必须不能够忽视的，包括中日关系处理如何，对于中日周边关系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怎样对待昔日曾经侵略过自己的这样一个邻国，我想中国的应对，中国基本姿态，对于周边的其他国家也具有非常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这是第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

第二点，还应该注意到，我们和日本之间，无论合作也好，摩擦矛盾也好，都是发生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时空背景之下，这就决定了我们采取应对的基本方式恐怕要更加考究，不能采取看似痛快淋漓干净利落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对于解决问题的长期效果未必是非常有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让国家关系形态变得非常丰富而复杂了。如果是在冷战时期，两个互不相干的国家，要处理外交问题，反而是非常容易的，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利益牵扯，可以做到一刀两断，现在远远不是这样的形势，我们可以从中国外交历史，中国古代一些例子来大致的想象一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对外关系形势，包括中日关系的情况。

我们知道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外交方式，就是交换质子，比如说两个国家互相把公主和世子交换到对方的国家去，其实是抵押，是一种保险，要防止对方对自己采取不利的行动，特别在军事上采取不利的行动，这起到了相互牵制防范的作用。历史上很多名人，包括秦始皇的父亲异人也曾做过质子，在中国统一了以后，特别在汉代之后，质子这套方式在今天早就没有了。如果换一个思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质子方式形式上没有了，但是仔细一想，变异的质子无处不在，那就是什么？就是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包括国际产业分工是非常发达的，比如说一辆汽车，中国消费者在中国买的一辆日本的汽车，他很难分清楚究竟多大比例上算是日本车，这个品牌拥有国其核心的技术、零部件，从东南亚或者其他地方过来的其他零部件，还有在中国进行组装的时候，我们的工人兄弟在里面所融入的劳动和汗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包括一件具体的产品就很难分清楚它本来的国别属性了。所以这样一个全球化背景让国家间的关系形态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让国家关系变得比较强韧了，不太容易翻船，往往斗而不破，尽管吵归吵，但是不至于最后闹翻了，剑拔弩张，甚至是诉之武力，因为兜底的防护网变得比较强韧了。另外一方面给彻底解决问题造成了一定难度，要求我们速战速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变小了，要求我们有更高明的外交技巧，这是我们面对对外关系问题，包括对日关系问题所不能忽视的时代背景。

第三点，我们处理对日关系的时候，不乏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要以两手对两手，我们今后持续的发展，有一个点是必须的，尽管我们谈到我们的发展要转型，要扩大内需等等，但是我们对于国际资源的利用肯定还是要持续进行的，而这个国际资源当中，日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因为钓鱼岛问题就停止对日的合作，这是不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当然钓鱼岛问题事关领土主权，事关民族尊严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妥协，不会让步，这就是两面性，同时我们不会因此耽误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一方面，所谓的两手对两手，就是刚才讲到那一点，在事关领土主权，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够妥协让步，同时在一些方面，继续加强我们自己的能力建设，这个能力建设包括我们中国市民社会逐步的成熟，也包括国防力量进一步的壮大等等。

第四点，关于如何应对的问题，我想鉴于上述时代背景和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我们对日进行反制的时候，要注意抓住要害，保证我们反制的效果，比如说当今的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环保、节能等方面，其实都上升成为了一种道德标准，我们在考虑从日本进口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更多结合这些时代的特点，这些国际标准来采取一些相应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措施，达到反制效果。今天我们就中日关系分四个方面做了大致的梳理和概括，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