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宪政民主是如何陷入制度困境的

在西方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实行了几百年，其弊端有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也有后天墨守成规之不足。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世界政党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政党逐渐蜕变成“选举机器”，以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宪政民主”已成为极化政治和金钱政治的代名词，制度性困境越来越明显。

选票绑架了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只有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通过民意选择和政党博弈，才能产生出比较理想的执政党及领导人。然而，今天的西方政党已被选票绑架，政党政治成了选举政治，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选票成为政客“登基坐殿”的敲门砖，按照选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规则发展到极致。为了多拉选票，候选人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可谓“好话说尽”。一旦敲开了权力大门，所有对选民的许诺就变成一纸空文。如此弊端，使得选举远离民主，徒有形式，政党成为选举政治的傀儡。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所言，今天西方政党几乎仅是为了提供一种构架来提供候选人而已。西方民主陷入制度性困境，主要是指这种民主只重视程序民主，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而且将选举被神圣化、简单化。选举不能保证可以组建人民希望的政府，也很难保障民众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

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西方设计多党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党竞争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过度不平衡，以各党制衡来遏制少数人滥用权力。这一政治设计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权力制衡的目的，但协调内部矛盾、提高政府效率的目标却很难实现。基于选票的考虑，议员往往立足于本党和地方利益，置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于脑后，将议会视为权力角逐和政治分肥的场所。议会“党争”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相互攻击，互相扯皮，导致议会立法举步维艰，效率低下，议会作用弱化，一些重大法案得不到议决，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的难堪局面。因朝野斗争激烈，互不相让，印度2012年夏季议会对以国大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提出的银行改革、养老金改革、征地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案均未讨论，原定20天、讨论48项议案的会期，仅开会6天、只通过4 项一般法案就草草结束。面对当前债务危机，欧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打危机牌，将危机视为打击政敌的机会，并不会真的坐在一起共商应对之策。另外，由于大党恶斗，达不成妥协，政府经常难产，甚至出现长期无政府局面。这些表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弊端：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实际上是各干各的，相互攻击拆台，但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政党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金钱政治和腐败是与西方政党政治相伴而行的痼疾。金钱政治之所以“历久弥坚”，其根子仍在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民主靠选票，而竞选要靠金钱，金钱与选举的关联使得有些人很可能由于经费的原因无法参加竞选，表面上平等的候选人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靠金钱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老百姓意愿的人，金钱政治难以保持公正性和独立性。西方政治人物与资本利益集团之间并不是赤裸裸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权钱交易模式，而是通过一种特别的利益输出途径实现的，即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谋求各自的特殊利益。随着经济自由化、金融化不断发展，金融寡头如日中天，法力无边，日益成为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主宰。西方主流政党大都与资本寡头同坐一条船，政客“傍大款”，政党与“金融大鳄”联姻，利益一体，“生死与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是华尔街的投机家们惹的祸，但美国政府却运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巨亏买单。欧洲各主流政党无论信奉什么，无论是主张大市场、还是主张大政府，都不会免俗，纷纷与大资本抱团联姻。各政党的政策主张虽有不同，但大同小异，都不会得罪大资本。原因在于没有资本寡头的支持，他们谁都不可能上台。民主离不开金钱，竞选需要大量金钱投入，仅靠个人口才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虽然金钱不可能完全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有钱并不能一定会选上总统，但筹措不到足够的竞选资金肯定当不了总统。日本《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金钱政治有深刻的描述：“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里来钱。等自己也具备了敛财能力之后，再分配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当今日本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这样的选举不过是金钱铺垫出来的民主，选票公平也只能是金钱基础上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