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日关系改善急需扶正压邪（3）

三、促进中日关系改善急需扶正压邪

目前，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化 40 年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根本原因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 目前日本社会邪气太盛，正不压邪，反被邪欺，而且身在邪中不知邪。 如果邪上加邪，日本必定走上一条邪路，并把中日关系引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可以认为，中日关系能否改善，关键取决于日本能否扶正压邪，迷途知返。

（一 ）今年 7 月参议院选举将是对日本选民政治平衡感的一次考验 。 日本政治右倾化能否受到抑制，中日关系能否得到改善，还要看参议院选举结果

从表面上看，去年 12 月日本大选右翼得势，但这次大选投票率为战后以来最低，仅为 59%，有 40%以上的日本选民没有投票。 因为他们对现在日本政坛的各党均不看好。 未来大选中，这些潜在选票的流向则值得关注。另外，2013 年 1 月 14 日进行的日本民调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达到 68%，较刚上任时的 65%上升。 这主要是由于安倍推行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扩大出口和股市回升。 此前日本民调便显示，期待安倍内阁恢复经济的“景气对策”占首位，为 40.3%，而修改宪法的仅占 2.1%。[20]

目前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是 1964 年成立的日本老牌政党， 在众议院现有 31个议席，在参议院有 19 席。 该党曾奉行所谓“中道路线”，提倡和平主义，为 1972 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过积极作用。 公明党与自民党长期联合执政，政策主张大同小异，但对修改日本宪法持慎重态度。该党前代表太田昭宏现任安倍内阁国土交通大臣，负责海上保安厅与日本观光旅游事业及国土开发利用。估计太田昭宏任内不会批准在钓鱼岛现场采取过激行动。该党现任党代表山口那津男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访问北京，并向中方转交安倍首相的亲笔信，作为修复两国关系的第一步。 山口表示：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问题而导致关系冷淡，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将从大局出发，寻找改善关系的道路。 尽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公明党为中日关系再度实现正常化所做的努力值得赞赏。 在中日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 中方加强同日本政界的交往，双方相向而行十分必要。

目前，由海江田万里率领的民主党要恢复元气相当困难。 今后，如果民主党能接受失败的教训，重新振作，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历史问题上继续与右翼政党划清界限，在外交方面积极推进与中韩关系的改善，仍有可能成为日本政坛一支重要力量。 在 2013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时，民主党若能保持现有 88 个议席甚至取得更多议席， 则有可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产生牵制作用。 但是，如果民主党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坚持野田内阁犯下的错误，迎合右翼势力，很可能在参议院选举中再度败北，使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日本维新会乘势而上。

（二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站出来 ，敦促日本政府同中方对话 ， 但安倍内阁根本立场未变

正值 2013 年 1 月安倍首相访问越南等国期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则以个人身份访问了中国并特意到南京参观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此举得到中国媒体高度评价，但在日本则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 鸠山 1 月 17 日就钓鱼岛问题向记者表示：“如果看一下历史，是存在争议的……如果坚持说‘不存在领土争议’，那就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21]对此，安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立即提出批评称：“这是违背我国立场的发言， 对于前首相说出此番言论感到非常遗憾”。[22]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称，鸠山的话会“被中方制造国际舆论的口实”，甚至使用“国贼”字眼抨击这位日本前首相。[2]这种前所未有的失态，战后以来实属罕见。 已退出政界的鸠山由纪夫，作为普通日本人当然有受到宪法保护的思想与言论自由，而日本内阁成员高调封杀正义之声，不过是心虚惊恐的表现。

其实，早已被日本右翼骂为“国贼”的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也发表过类似鸠山的看法。 河野指出：“包括 1978 年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判时，中国核心领导层决定把尖阁问题先放一放，交给‘下一代的智慧’来解决。 日方应该是接受了此事，但并未将谈判的详细经过充分告知国民。 ‘下一代的智慧’也一直没有产生，认为（有效控制的）现状是理所当然的，把问题想得太天真。 我认为存在这个间接原因。 ”河野还批评野田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不顾中方立场而鲁莽采取“国有化”的做法“在外交上很拙劣”。[2]

此外，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紘一也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访华，为改善中日关系发挥自己的作用。 近来，日本一些前外交官也强调，日本政府应就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对话，而非对抗。例如，日本外务省前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国际情报局长孙崎享等人都公开承认，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曾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政治默契或共识，甚至明确指出日本政府所谓没有领土争议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国际上也不会得到认同， 并主张采取和解路线。[23]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公开批评野田内阁没有阻止石原慎太郎的言行，强调“有围绕领土主权的外交争议就应该承认，与中国对话”。[24]

安倍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 长期从事中日关系研究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指出：“日本每当政权易人，就相对比较容易采取新的行动，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我认为，日本政府承认‘存在领土问题’是可能的。 应该承认两点：一是存在领土问题 ；二是两国曾就 ‘搁置 ’争议达成一致。 从迄今为止公布的政府间文件内容可以了解，两国政府曾非正式地就搁置争议达成一致，这是事实。 其他的外务省官员也有人做过类似的表示，所以我认为如果处理得当的话，是可以以此作为出发点、开始改善关系。 我认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日中两国最大的敌人，两国都应该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25]毛里教授的上述观点相当客观。问题在于安倍首相并未接受，他于 2013年 2 月 1 日重申：“与中国之间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领土主权问题，也不存在应该搁置的问题”。[26]

在过去的一年，日本又出现一些在钓鱼岛问题上敢于发表正确观点的有识之士，对日本政府的立场提出质疑和批评。 例如， 日本第三书馆发行人北川明 2012 年 10 月再版了井上清的《钓鱼诸岛的历史解析 ———“尖阁 ”列岛 》。 野田峰雄先生在该书前言中 ，用历史事实批驳了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日本祥云出版社同年 11 月出版了日本评论家副岛隆彦的新著《回眸世界恐慌与军事冲突》，从历史和法理的角度批驳了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并指出有“日本造成与中国冲突”的危险性。

（三 ）通过正确信息的传播与影响 ，为中日关系改善注入正能量 ， 有利于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精神落实在钓鱼岛问题上

安倍晋三与河野洋平同属自民党，但为何对问题的看法如此不同？ 野田佳彦与鸠山由纪夫同属民主党，但为何对钓鱼岛的态度截然两样？ 其中有多种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长期以来接触的信息、情报来源不同。这可以追溯到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同学亲朋、赞助团体、不同人脉、政治派别、政策智囊和官僚体系内提供的信息历史积累。在这之中，他们形成不同的政治理念与自我认定。

例如，安倍晋三继承了其外祖父———甲级战犯嫌疑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政治 DNA”，同时也受到其父———中曾根康弘内阁外相安倍晋太郎的影响， 而在他从政后身边经常围绕着一些右翼鹰派人物和政策智囊。 安倍既被他们捧为政治新星，又受到他们巨大的精神压力。 野田佳彦属于民主党内的鹰派，与其从小受到其父———日本自卫队空降自卫官的影响分不开。 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战争期间曾反对东条英机独断专行，1954 年当选日本首相后曾积极谋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努力同苏联建交。 河野洋平的父亲河野一郎曾任鸠山一郎内阁农林相。 他们都反对吉田茂（麻生太郎外祖父）对美一边倒政策，于 1956 年 10 月一起访苏，签署了《日苏联合宣言 》，恢复了日苏邦交 。 至今 ，河野洋平仍把太平洋和平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念念不忘周恩来总理生前给他的教诲，决心毕生坚持日中友好。 鸠山由纪夫也继承了其祖父鸠山一郎提倡的“友爱”精神，主张“中日友爱和平”，共建东亚共同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日本社会尤其如此。 日本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特定的、近乎彼此隔绝的小圈圈、小集团里。 在他们身边会长期聚集立场相近的人，他们往往看同一类报刊，彼此交换容易产生共鸣的信息，并向外释放。 日本右翼势力中接触面越窄、越闭塞的人，观点会越极端、越片面。 日本民族性中有一种从众倾向，在各种利益关系和政治及社会压力下，由于担心被另眼相看，很容易形成一种随大流的“沉默”现象。 因此，中方就钓鱼岛问题的真相和中国对日政策方针等，做耐心细致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

2013 年 1 月 25 日 ，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了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 。 习总书记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政府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 事实证明，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应坚持遵守。 新形势下，我们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日方应正视历史和现实，以实际行动，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27]日本媒体对习总书记的这次会见普遍予以好评。

2013 年是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缔结 35 周年 。 中日双方可以抓住这一时机重温和确认条约精神，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就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两国的一切争端达成新的共识。 今后，如果中日两国政府能就钓鱼岛领土争议进行务实谈判， 并鼓励和支持两国地方政府和民间开展钓鱼岛海域观光旅游的共同开发，中日之间的这道坎也许就可以跨过去。 这将有利于中日两国政治互信、安全保障、整体合作和东亚和平稳定；有利于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外交方针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精神，具体落实在解决钓鱼岛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