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既要发展、又要保护”

1972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篇研究报告。报告提出惊人预测：就全球而言，增长是有尽头的，因为地球为增长提供的资源和条件是有限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造成了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照此下去，增长的“极限状态”会在100年内发生。如今，整整40年过去了。为防止上述“危言耸听”成为现实，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逐渐确立了人口缓增、生态平衡、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而在中国，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纲领。

但是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把世界上的国家按其综合发展阶段、水平、能力等的差别，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发达国家在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时，已大体可以做到统筹兼顾，并已经走出了某种良性循环的道路；而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发展和环境关系时，仍然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环境保护之前来考虑。这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客观的、公认的尺度能够对这两种理念或模式做出孰优孰劣的评判，而且，只要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这种尺度就不会有。

十几年前，笔者曾带着自己的学生们第一次来到雷山县西江镇，对民族文化进行调研。与今天相比，那个时候的“千户苗寨”无论是其自然生态还是其文化表象，都“原汁原味”得多，其山水、文化、建筑、风俗的确吸引人。在那里我们结识了一对意大利夫妇，他们对西江的原生态之美十分欣赏，我们一起进行了交流。谈到最后，他们得出一个令我们吃惊的结论：这个地方是不需要modernization(现代化)的。其理由是：任何现代化的东西都一定会“破坏”了西江的宁静、安适、自然和淳朴。2008年，笔者又陪同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官员、学者到西江苗寨考察。当西江的小广场和商业街映入这些西方人的眼帘时，他们当中有几位竟不肯往前走了。他们对这些新建的商业设施表示不满，说这些东西破坏了原住居民世代习惯了的“生活样式”。我们不能不感到吃惊：这些过着富裕、舒适、高档的现代生活的西方人，竟不希望还处在贫困状态下的苗族同胞用他们西方人曾经用过的手段(比如兴建基础设施和发展旅游)来摆脱窘迫的生活处境，其理由仅仅是为了不使当地世世代代的“特色文化”被破坏掉！

这两件事宣示了一个事实：以西方人的文化价值标准来看，西江这样的地方(以及贵州许许多多其他原生态地标)，是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保持自然和文化生态的典范，应无条件地加以保护，不能让它受到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商业化)的“浸染”和“异化”。这是目前发达国家看待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时所持有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态度。仅就“保护”自然文化遗产这个角度讲，他们的这种观点和态度当然有其道理。但是，他们忽视或无视了一个浅显的事实：所谓的原生态，恰恰是经济贫困、社会落后的结果；如果要保持这样的原生态，就意味着不发展、继续穷下去。这就凸显了一个老问题：对于生活在贵州乃至中国西部农村的广大群众来说，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我想90%以上的人会回答：尽快脱贫致富，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为此就要发展。那么原生态的自然和文化还要不要？当然要，但不能为了原生态而不追求幸福生活。“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伟人的话语，也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百姓的心声。

如果经济发展与环境优化可以并驾齐驱、一举两得，该多么好啊！然而理想中的东西常常是不现实的，而现实中的东西又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人类经历了5000多年的农业文明，在此期间，凡大规模的农业开垦都导致了生态的退化，同时带来了民生的进化，这一退一进恰好标志了文明的进步。人类又经历了200多年的工业发展，工业经济在推动人类社会飞速进步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资源、环境问题，直到上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如今，西方人通过科技、教育、社会等综合手段，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基本遏制了生态恶化，实现了经济相对低速，环境基本友好。于是发达国家开始对发展中国家指指点点起来，上面举的两个例子是有代表性的。说白了，就是要求发展中国家为了生态环境而限制发展。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不能不导致两种发展观念的冲突，于是有了关于《京都议定书》的争议，有了“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