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过万美元后的思考（2）

从时空纵横看国际，有几个经验与教训值得引以为戒：

1、“拉美陷阱”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建设不均衡，城市贫困化与城乡对立化；中等收入群体未能形成而缺乏拉动增长的内在动力。在城市化方面，过度的城市化使大量进城农民成为城市贫民和流浪无业人员，与之相对的是农村地区的投资建设相应减少，加剧了城乡差别，驱使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导致恶性循环。在收入分配方面，政策长期向高收入阶层倾斜，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缓慢，居民消费长期不振，未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美国从减弃制造业到升级制造业，科技创新正成为发展“新经济”的内生动力。上世纪80年代初，刚过人均GDP1万美元的美国到处都在讲“后工业社会”，片面认为美国经济繁荣与工业生产没有关系，因而大量制造工厂被减弃、被转移，取而代之的是金碧辉煌的赌城、娱乐场、度假酒店，到处是浮华奢靡代替机器轰鸣的景象。由于金融管制全面放开，导致外币大量流入，投机盛行；民众与政府双双举债，百姓透支消费，股市泡沫严重。到80年代后期，美国已经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纯债务国。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使美国股市泡沫破碎，并令其经济和金融备受打击，企业破产和倒闭、大量的失业工人、社会问题激化，直到克林顿政府倡导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才于1993年重新步入正轨。克林顿政府鼓励科技创新和完善自由竞争机制，推进信息技术迅速产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连续保持了十五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

3、日本过度发展“虚拟经济”有伤国家经济本体，难免走进“失去的十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一方面，日本银行开始厌弃向制造业融资，而偏好于对不动产、零售业、个人住宅等融资；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兴起了在股票交易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的投机热潮。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达到了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各类银行竞相为不断升值的土地作担保，向债务人大量贷款。这种过度的“虚拟经济”助长了经济泡沫，成为日本九十年代经历长达十年之久大萧条的主因。

三、江苏进入人均1万美元后须防多方面的新发展问题与矛盾

人均GDP进入了1万美元以后，既是一个经济体向更高发展水平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面临着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新发展问题与矛盾的困扰。

1、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容易导致旧经济模式下的增长动力缺失，使经济体系进入“滞涨”格局。江苏未来可能存在着经济增长动力缺失的严重风险。这种风险集中体现在各种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趋势中。近年来，中国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和民生支出加大，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发展重心转移，更加重视追求人民幸福；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必须应对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态势。如果没有相应的创新驱动趋势出现，劳动生产率上不去，要素成本上涨难以消化，必然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因此，江苏原来赖以发展的人口红利、资源等要素成本低廉的旧优势将难持续下去，制造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极大风险。

2、产业转型升级陷入停滞，使经济出现“虚拟化”趋势。转型升级在实践中是艰难的选择和痛苦的过程，转型升级之难难在技术创新突破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难在谁都难以抵挡的虚拟经济的高利润诱惑。在苏南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即所谓“转型”的主要方向，就是逐步放弃制造老本行，转向金融和投资领域，转向经营小额贷款公司或投资性行业，或者转向房地产。这种“经济虚拟化”现象值得重视。

3、“反贫困化增长”的内在要求与“全球化分工”的外在诱惑的矛盾。所谓贫困化增长，大意是指经济增长引起贸易条件严重恶化，以致出现越增长越贫困的不良现象。如出口导向型的纺织服装业，企业仰仗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持续生产与经营低端产品，以低价与数量求生存，其结果是生产与经营不断扩大，但技术水平没有提高，没有自主品牌，只能够为外商打工，而出现利润大幅度下降的恶性循环，而另一边进口国却独享“高增长、低通胀”的美景。近年来，江苏不断调整开放型经济策略，开始利用国际上的高级要素来提升对外贸易的质量与效益，这是“反贫困化增长”的主动诉求。但是，应该看到，西方工业国家对我国崛起的“情绪化抵触”已上升为实质性抵制，一方面希望借“全球化分工”之名，继续忽悠我们停留在加工制造的产业链低端，另一方面却借助在其操控下的国际市场不断抬高制造业所必需的资源要素价格。

4、社会公平机制不完善容易加剧社会矛盾。进入人均GDP1万美元的时代，社会也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社会公平机制不能有效建立，特别是在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民众政治参与渠道、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不能取得长足进展，那么社会关系就会失衡，社会矛盾就会进一步激化并有可能引发为政治问题。

5、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江苏的工业化在全国出现得早，因此环境问题也会比全国出现得早，问题也较为严重。应该看到，早出现的问题早点得到解决，也可以为全国探索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积累宝贵的经验。

6、率先进入小康阶段的江苏人容易滋生精神文化上的懈怠情绪。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不发达时的谋发展属于“贫困驱动型增长”，最大特点是干劲大、自加压力，如张家港精神。江苏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相应地“贫困驱动”的力量正在削弱，这时容易产生“小富即安”思想，即精神懈怠。必须把江苏的“三创三先”精神从口号转为全体江苏人民的共识与行为，促使江苏人民的精神自觉，从“贫困驱动”转向“使命驱动”，不懈怠、不松劲， 继往开来，真抓实干，自强不息。

面对上述新问题与新矛盾，江苏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全方位观察与分析这些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多领域的问题，采取综合性、系统化的应对策略，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高级要素与创新驱动、讲究质量与效益的轨道上来，把社会发展转向公平正义与提升民生幸福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