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制约中国实现强国梦的因素何在（5）

每一个民族秉承的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尤其是民族性格的形成，一定经历了长期的文化塑造过程。西方人所讲的，“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这其中让我们悟出一个规律，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品质，必能造就“大”的人民。仍然以上面提到的温泉关战役为佐证。战役开始前，波斯大帝薛西斯向列奥尼达许诺：只要投降就可以成为全希腊的国王，而不仅仅是斯巴达的国王。得到的回复是：“如果你明白幸福的真正含义，你不会贪求从别人那里攫取什么东西。至于我，宁愿为希腊而死，也不愿成为一个君王来统治我的同胞。”这种态度和斯巴达人一向反对个人专制是一脉相承的。后来，薛西斯又派出第二个使者，要求列奥尼达放下武器。列奥尼达回答：“过来拿吧!”斯巴达人对于胜利、对于荣誉的看重是所有古代社会所罕见的。传说斯巴达妇女在儿子或者丈夫出征时会亲自递上盾牌，并附带一句话：要么带着它回来，要么躺在上面回来。据记载，列奥尼达出征温泉关前，妻子戈尔戈王后问：如果你回不来，我该怎么办?列奥尼达回答：嫁个勇敢的男人，给他生一些勇敢的儿子。据说300斯巴达重装步兵中，有两人因眼睛受伤被允许返回斯巴达。他们后来听说波斯“不死队”正在沿小路包抄，其中一人返回温泉关战死，另一人气馁而回到斯巴达，结果遭到全城人的蔑视，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火给他，也没有一人愿意和他说话。此人在一年后的普拉提亚之战中用战死的方式洗雪了自己的耻辱。这就是戴玛拉托斯向薛西斯形容的：“就算全希腊都投降了，他们也不会投降，就算只剩下一万人，一千人，甚至不到一千人，他们也会向波斯军队发起冲锋。”不难想象，这种文化和精神会影响造就什么样的民族。

中国共产党是从追求平等起家的，因此而获得了人民的拥护，然而发展到今天，却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围绕官位形成的等级关系，这严重地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人活着有等级，死了还进行等级排列。在中国，官职与利益联系密切，并且在职享有的特权去职后还要享有，职务越高表现越突出，如此下来，进入官员队伍的人或许不再在意为民众谋取什么，只在意争取更高的职位，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人人都这样想，便产生了腐败。在美国的国家公墓，上至总统、五星上将，下至列兵，每个死者都占有同等大小的墓地，同等大小的墓碑。在国内你会仰视官员，同时又俯视劳动者，而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一律被称为先生和女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体制机制上切断了权利、职位和利益的关联，总统、首相离职后得自谋出路，其他所有政务官员退职后的第一要务是找饭碗。诸如此类的差异，不仅仅会影响到民众的心理认同，还会越来越扭曲整个社会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发生精神蜕变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幸福指数不升反降?不能不说与此高度关联。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追问人为什么活着和该怎样活着的问题。

或许有人认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属于人生价值观的范畴，为私德所关照，不关他人。问题是私德必然会外化成为处事原则与行为方式，特别是普遍性的个体行为必将化作群体行为，本国家本民族的行为也会推及外部国家和民族。世界关联度越来越高，在世界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不能判定这些是自己而不关他人的事情。以饱受诟病的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为例，关起门来做事的时候，特别是成为国民普遍的无意识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不得了，问题是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高度影响世界，这时的不良表现就开始发酵。比如，我们的企业家到其他国家开厂矿，如果带去的不仅是资金，还要为利益牺牲环境和员工权益，必导致反感和排斥，甚至扩大至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为什么我们的传统伙伴非洲国家，有的与我们渐行渐远?个中原因值得反思。

缺少对大国崛起本质和世界精神脉动的准确把握，难以产生占领人类文明制高点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中国之梦。以此号召全民，激发出的积极力量有其必要性。这里更需强调的是，在凝聚民众力量的同时，还需要帮助国民认清大国崛起的本质，尤其是现代文明下大国崛起的意义。在许多国人眼里，大国崛起就是版图大、财富多，甚至是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比如，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经常出现清代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唐代占40%等说法，因此便有了“梦回大唐”、“万国来拜”、“纳贡称臣”的想法。这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也反映在外部评价上，比如评价西方国家的行为基本上是功利评价。西方有没有为石油发动战争的问题?肯定有，但仅仅以此评价西方国家的行为，难免别人反过来认定你：中国一旦强大，必定以自身利益为核心，不会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