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制约中国实现强国梦的因素何在（8）

怎样解决价值坐标和建设基础呢?最重要的是弄清何谓神性、人性和兽性。因为它蕴含着什么是人，人的本质需求与发展规律，甚至内含着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命题。人性与兽性不难理解，但什么是神性在中国社会却是长期被忽略的命题。简言之，神性就是人性中升华出来的部分，主要是精神化的内容。如孙中山在《国民应以人格救国》中所言：“古人所谓天人一体，依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入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人性中有神性也有兽性，抑兽性张扬神性，是提升个人精神品质所在，也是提升社会人文品质所在。

为什么如此一个重要命题被我们忽视了呢?主要还是我们片面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种情况下，不仅忽视了神性，并且对人性也予以批判。比如，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由打破迷信发展至摧毁宗教信仰，改革开放后精神出现反动，由精神万能走向拜金主义，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共产主义信仰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次次的精神打破，已经让我们的社会渐渐远离崇高。神性没有了，人性也越来越难以坚守，最可怕的兽性却越来越多地释放出来，并且越来越有市场。假如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些都是正确和必要的，那么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价值系统，以求建立一个与时代、与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创新了的理论相适应的新的价值坐标，以保证将社会引向前进。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两方面的人找到精神的生长点。一个是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找到精神力的生长点。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有什么样的政党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环境，进而影响和造就什么样的社会风气。所以，在这方面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较世界其他政党承担了更多的建构精神大厦的责任，比如西方信仰的责任由社会或宗教组织完成。中国共产党不信宗教，因而只能在政治信仰上找出路，而这又遇到世界政治生态变化的挑战，所以，如果不能重新诠释政治基础、解读共产主义信仰，就很难突破现实的瓶颈。信仰问题之外，就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消除官本位思想，同时确立更为先进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唯此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之源。正所谓“政者，正也”，没有公正就没有道义，因而也不具有美化自己进而美化社会的可能。

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从利益上入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这就意味着我们建设党员干部的精神大厦，必须着眼于利益关系，物质和精神原本就是一个平衡与互换，物质利益区分好了，精神追求也便得到加强。具体地说，如果官员失去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必然追求社会价值和道德形象，目前情况不理想，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形成了错误诱导。有专家尖锐地指出，当一个社会出现了用贪婪去规范和引领守法，用腐朽去规范和引领廉明，用丑恶去规范和引领善良，用邪恶去规范和引领正义时，结果只能是走向衰败的深渊。败坏的权力总是社会败坏最危险的根源。今天我们越来越关注分配公平正义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官的利益太大，由此导致社会失衡，这个利益并不仅仅表现于物质利益，还有社会价值实现上的利益。按照西方的标准和实际作用，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创造是关键，另一个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然而，在中国最值得敬重的恰恰不是这二者，过去不是现在还不是。看一下中国历史，从来只张扬并不产生文化与财富的“官”。走遍全国的文化遗迹，你会感受到当官的身后荣耀，即使是文化人也必须有官在身，否则仍然难留遗迹，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张衡、祖冲之、宋应星……，皆如此。甚至到了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戴着“臭老九”的帽子，直到时下，仍然很难感受到自己劳动的意义和价值。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法国的先贤祠，72贤人中仅有11位政治家。为什么说重新弄清意义和价值、重构价值坐标对于缓解社会的紧张很重要?这是因为，只有在中国创造文化的科学家、社会学家是一流，财富创造的企业家是一流，官员是一流，三驾马车并行之时，才不会失衡，才会让人们各得其所。既然各个职业领域都可以获得社会价值和精神享有，也便不会扭曲自己，尤其官员阶层的精神空间才变得丰富而又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