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一辈子只做一件事（2）

被称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元勋”的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因为年事已高，没有能出席建军80周年的庆祝大会。2007年8月3日，中央政冶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登门看望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

温家宝对朱光亚说：“我以为您是要去参加建军80周年庆祝大会的。”

朱光亚笑而不言，其家属说道：“主要是现在他走路太慢了，行动不便怕影响大家。”

温家宝又对朱光亚说道：“您是个淡泊名利的人，您为我们国家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朱光亚依然微笑地望着总理，没有说话。

温家宝对朱光亚的家属说：“现在不爱说话了？”

朱光亚的家属答道：“他原来就不爱说话，现在话就更少了。”

温家宝说：“原来少，但有时还能跟我说一说……”

这时，朱光亚的秘书呈上一份朱光亚给总理写的报告，说他想说的话都写在里面了。

温家宝接过那份报告，看了看，说道：“《关于当前科技的几点思考和建议》，真正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人才制度。哎，很有用！这我带回去再仔细看。您跟我说两句话吧，就说两句。”

在众人期待中，朱光亚仍然没有说出什么，他微笑着，用眼神回应着总理，紧紧握着总理的手一直摇晃着。

朱光亚，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负责并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及武器现代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铸造和建立我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朱光亚是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曾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北京联合举行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同时，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与核物理结下不解之缘

1945年7月15日5时30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原子之火冲天而起，标志着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他们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再推荐两名年轻助手去进修深造。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先，吴大猷则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朱光亚祖籍武汉，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他在上中学的时候便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大学时，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从而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秘密前往美国，但让他们未曾料到的是，美国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对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学者也不例外。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则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专门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几年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密执安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朱光亚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学科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迹。1949年秋，他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几十年之后，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开玩笑说：“当初派的几个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随着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蒋家王朝覆灭了。朱光亚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50年春，26岁的朱光亚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了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中。

20世纪50年代初，朱光亚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物理学的基础教学工作，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物理学的年轻一代。

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大概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听说了美帝国主义利用手中的高科技和雄厚的军事实力耀武扬威的种种丑态，这更激发了他献身国防科技的坚定信念。

1955年1月，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核威胁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发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号召，决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亚经钱三强推荐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1957年，朱光亚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先后担任所的秘书和中子物理室副主任。

1959年，我国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位负责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后决定推荐朱光亚，由他担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实验室副主任。26年后的1983年，钱三强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的文章中，以当年推荐朱光亚为例指出：“他（指朱光亚）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仅三十五六岁，论资力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那么，为什么要选他，他有什么长处呢?第一，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他善于团结人，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现在他还不到60岁，还可以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培养人才继续显身手。”

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负责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

1958年秋天，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方使用，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朱光亚多年求索的核梦想，在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中就要实现了。然而，1959年6月，即距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不到两年的时候，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我国原子弹的科研项目被迫停顿。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开国领袖毛泽东发出了向国防尖端技术进军的伟大动员令。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承担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同时负责中子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他协助副部长钱三强和所长李觉将军，组建机构，调集人员，筹备设施，一支中国核武器研制大军诞生了。

中苏关系恶化，给我国原子弹设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平时就严密封锁有关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和关键技术，撤走时又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使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然而这些都难不倒中国的科学家，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作的一次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在继承和否定交织的科学探索中，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朱光亚作为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既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抓科研机构、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他那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对核武器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我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