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本位传统之源（2）

在官场内部，官本位体现为唯官是从。在思想意识上，官本位意味着拿官衔大小、职位高低来度量一切，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人格、尊严之价值。在制度安排上，官本位体制形成严格的金字塔形结构，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同时，以官为核心和重心，各种精神和物质的利益向官严重倾斜，正如王亚南所言，在中国，“‘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②官员的待遇和级别紧密相联，收入、住房、坐车、出行的待遇要由级别大小来区分，形成普遍的官僚特权。在行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长官意志”、“一言堂”盛行。不管是多大的事情，领导一声令下就可以定夺;不管是多小的事情，只要领导关心过问，下面马上就要认真贯彻坚决落实。事情办得好不好，领导说了算;会议重要不重要，得看参加的领导大不大，其他人仿佛只是附属物。

客观而言，官本位如果仅限于官场内部，倒也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假如我国的干部体制对民众的回应性很强，官员们能够时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那么，官本位内含的严格等级制，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办事效率。可问题是，中国的官本位现象从来都不是只局限于官场内部，它向社会范围全面渗透，这才是官本位弊病的最大危害之处。

在古代，官尊民卑、官贵民贱;官威八面，“县太爷”驾到，闲杂人等一概回避;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围绕官僚特权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以入仕为导向的人才选拔制度。

当前，不仅政治和行政领域，一些按道理不应是官场的地方，也都依官场的葫芦画瓢，划分等级，官样十足，官本位已经延伸到了经济、文化、教育、传媒、科技、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国有企业、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歌舞剧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具有行政级别，甚至和尚、道士都分处级、科级。放眼而观，社会体制几乎在任何一个方面要实现对人的肯定，都只剩下给官帽子这一种办法。整个社会唯官是求，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于是乎，“赛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艺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官本位之源——社会性的官僚政治

官本位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王亚南先生曾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