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本位传统之源（5）

第三，从“官职”的角度看，要规范政府权力，构建服务型政府。譬如，要推行职位管理制度，根据干部岗位的性质和任务，健全岗位职责规范，严明能力素质要求，使干部工作有清晰目标、组织评价有明确标准、群众监督有充分依据。要规范各种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执法、行政决策等行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推动权力行使朝着更加规范有序、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此外，还要规范职务消费，大幅削减“三公”消费，限制官员特权。

在社会层面，要扩大社会空间，革除社会性官僚政治存在的依据。王亚南指出，“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的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的存在，不仅导致官本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泛滥，还会反过来强化和加剧官本位弊病在官僚体制内部的危害。因此，要根治官本位的毒害，就必须扩大公共空间，让社会自然生长出抵制官僚政治渗透的力量。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官本位之所以盛行，从体制上说，是因为政府权力对社会、市场干涉太深，官僚制这只“看得见的手”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官僚制是一种凌驾于市场和社会之上的制度，这就使得权力之上附着了太多利益，以至于人们要对它趋之若鹜、毕恭毕敬。因此，我们要尽快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使政府的职能转变到搞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要言之，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做到“减”、“放”、“转”三个字。“减”即精简机构、人员，取消和压缩行政审批;“放”，即通过向基层、向社会“放权”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即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让市场机制自我调节或交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承担。

其次，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要彻底打破“官本位”意识，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提高社会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化分工的水平，为“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化提供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只有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从业的选择面越来越宽，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广阔，人们的传统“官”念才会随之发生根本转变。同时，市场经济力量的壮大，也可以慢慢削减、甚至冲击政治权力，不仅起到制约权力的作用，还会自觉抵制“官本位”向经济领域扩张。

第三，促进公民社会壮大。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和警觉的公民社会，是制约国家权力、防范政治腐败的有力屏障;一个社会组织发达、成熟自治的公民社会，才能产生与官僚机构平等对话的力量，才能制约官本位向社会的渗透。公民的声音、权利和力量可以成为制衡权力的有效保障，从而最大化地对权力实施监督和制约，极大地压缩滥用职权的空间。然而，在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直接面对社会从事大量繁杂而微观的管理活动，政府和社会合二为一，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政府的管控功能强大，社会的自治功能羸弱。因此，我们要通过深入的社会建设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消除官本位的社会基础。首先，要取消企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完善专业技术人才人事管理制度，拓展职业发展空间，形成“行行出状元”的社会环境。这既是事业单位解除不当束缚、真正确立自身社会功能和荣誉的需要，也是“全能政府”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必由之路。其次，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社会自治力提高的主要标志，有限政府的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的达成，都要借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因此，必须还各类协会、学会、群众组织、自治组织以本来面目，让他们从“二政府”、“党委或政府附属机构”的影子下解脱出来，真正成为依法成立、自愿参加、自治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