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比较研究

中国和俄罗斯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开始转型后，由于秉持不同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各自收获了不同的成果、经验及教训。进入 21 世纪后，两国又不约而同地步入了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深化政治改革、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两国均需面对外来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要解决国内转型与全球化、民族文化与普世价值等多重矛盾。从政治体系中的“软件”部分，即政治文化的视角探讨两国的转型模式差别和转型深化所面临的问题，对提高两国的“软实力”、将转型引向深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相同点

政治文化是指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具体说“是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政治文化。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按照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层次又将政治文化分为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其中体系文化关系到政权合法性和国民认同。我们这里所说的相同点，是指在思想体系上大致相同，也就是政治文化的体系文化。与强调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分权与制衡等价值观念的西方文化不同，同属相对落后大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文化上存在一些共性，而这与中俄两国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历史密切相关。

中国经历了夏、商、周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公元前 221 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的基本格局。秦以后各朝代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都有发展和创新，到清朝时，君主专制制度在“组织上更为完密”。俄罗斯的早期国家制度发端于基辅罗斯时期的大公政权，伊凡三世的改革和第一部法典为俄国君主专制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设立了缙绅会议，等级代表君主制正式确立。彼得一世面向西方的改革再度巩固了中央集权，俄国绝对君主制得以确立。最终，“对最近 500 年间俄罗斯国家历史演变的研究显示，最本质的东西是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及实行严酷的集中管理体制”。

中国和俄罗斯国家政治的发展都以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巩固为主线，君主个人和国家整体的权威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这也是两国传统政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对后来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中俄在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后都存在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政治文化的差异，也都在转型启动后发生了政治文化的变迁，但是，两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固有因素都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以及转型后的政治体系中———这些固有因素也即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三个明显的相同点：

( 一) 国家崇拜

国家崇拜型的政治文化，既有对君主个人的崇拜，表现为皇权主义，也有对国家整体的崇拜，表现为爱国主义，两者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性。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权至上，俄罗斯是“君主的意志便是上帝的意志”的君权神授，两者都是对专制君主统领所有臣民和全部土地的肯定和敬畏，这是中俄两国君主专制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支撑点。正是对统治者个人崇拜心理的存在，使得两国国民易将专制君主与国家整体联系在一起，形成对国家的崇拜心理。

中国是位于东亚大陆的国家，以两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自古就受到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及周边部族和邦国的威胁，国家内部也存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宗庙社稷”和国家的安危存亡始终是头等大事。同样，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由于地域宽广，地形复杂，国家自诞生之日起也一直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统一大公政权及与鞑靼蒙古、瑞典、波兰等近邻的战争更是让俄罗斯民族体会到发展军事、保卫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可见，安内攘外是中俄两国自古以来就要面对的生存问题，客观现实产生了对国家内部统一、外部安全环境的极度需求，也催生了中国儒学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和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弥赛亚”救世思想———这都是一种兼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大国意识。“华夷之辨”是区辨华夏民族与蛮夷外族的辩论总称，其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文化礼义作标准，显示出华夏文明的优越感。冯友兰曾指出，“华夷之辨”的标准“在于有没有文化，特别是有没有道德”，而不是以简单的血缘、种族区分。因此，这一思想从本质上而言，是“大一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弥赛亚”救世思想来源于俄罗斯 15 世纪时的“第三罗马”理论，主要阐述莫斯科作为罗马和拜占庭继承者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为日后俄罗斯帝国对外寻求霸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俄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曾指出： “俄罗斯的宗教的特殊使命是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俄罗斯帝王的非凡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诱惑渗透于弥赛亚意识中……”俄罗斯当代学者利哈乔夫也指出： “对国家的绝对服从被认为是俄罗斯人民固有的一个特点。”

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在国家这一概念上形成了某种契合： 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对统治者及国家的崇敬心理，相对稳定、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则帮助形成了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中俄两国先后进入社会主义之后，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在最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紧迫任务，爱国主义成为国家崇

拜的表现形式： 苏联将“苏维埃爱国主义”和“一切为了苏维埃”作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准则及政治文化核心，而且“这种爱国主义凌驾于一切感情和信念之上”。中国则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全面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在中俄社会主义时期都得到了强化。